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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33 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何清涟:王林现象:方术文化与中国政治之缘


在江西萍乡,人们在王林的住宅外抗议和讨债(2014年12月13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的热门人物莫过于“王林大师”了,神仙死,祥云散,疑云起。关于王林的游走权贵、演艺江湖的种种,成就了无数精彩的揭秘文字。比较王林这一个体,我更关心中国术士大师生生不息的社会土壤。只要这块土壤还滋养方术文化,王林大师去了,势必还有张林、李林、赵林等“大师”接踵而来。

方术:中国人的主流宗教

人们常说中国人不信仰宗教,这其实是个错误。如果去过香港,就会明白中国人不仅信仰宗教,而且包容性极强,本土的有佛道释儒,外来的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从土地菩萨到关公元帅,都享有港人香火供奉,最受欢迎的当然是赵公元帅。

所有这些,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但与西方最主流的宗教基督教有点不同,中国人信仰宗教不是寻找心灵的归宿,更像是与神做交易:平安无事时,求神佛保佑自家升官发财,多子多福,然后捐给供奉神佛的寺庙几个香火钱;有事时,请神佛保佑自己平安度厄,如果达成所愿,对神佛许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类。中国有句老话:穷看八字富烧香,背时倒灶问仙娘。

因为与神做交易这个特质,西方传教者一直认为中国的宗教处于低级不发达状态,中国那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学者也持这看法,世界进入左派的后现代文化之后,中国一些学者虽然也学会了强调“文化不分优劣”,但还是很愿意坚持中国人不信仰宗教这种说法。

其实,自改革以来,以各种气功师名义回归社会,立身于江湖之间、游走权贵之门的方术文化,就是中国无处不在的宗教。这种方术文化的包容性与改造能力极强,它以道为本,但可以吸纳儒佛等各种宗教为自己所用,最重要的是道家方术涵盖极广:太平时节,从百姓的生育能力、房中术、养生术、点金术直到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几乎满足了中国人从生到死的一切人生要求。因此,历朝历代,成名的方术大师上可游走权贵之门、中可结纳地方缙伸、商界、文化名人;动乱时期,各种方术文化又成为底层动员工具,因为那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刀枪不入的本领让社会底层深觉造反如有神助。

王林那些杰出的先辈们

现代王林们的先辈太多,数不胜数,只能列举两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一位是道家方术始祖,让人明白其魅力为何永存;再列举一位身份最为贵重者,以说明方士们根本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那窄窄的独木桥,就能够实现布衣卿相的最高理想。

方术之祖当然是著名的彭祖。彭祖家世高贵无人能及,据说是黄帝的六世孙,颛顼帝的四世孙,在他一生的八百年当中,不工不农不商不仕,就干修身养性这一件事情,共娶49个妻子,生下54个儿子。与其他讲究苦行的宗教不同,彭祖一生华服美食,从不节欲。从他每天专心潜修吐纳工夫来看,算是中华气功之祖。君王对彭祖非常崇敬,经常突然造访,他们纡尊降贵,只为与彭祖相坐聊天,然后悄悄留下一些金银财宝就恭敬地拜拜了。彭祖非常洒脱,对金银来者不拒,坦然收受,然后一转手就发放给穷苦百姓,自己不留一枚子儿,这气度,不是君王,却如君王般不蓄私财;不是大侠,却比大侠更超脱。

这个榜样激励了无数中国人,仿效者无数,虽然不可能达到彭祖境界,但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比如进入皇宫,成为“天师”之类。

不过,方术文化的鼎盛时期既非奉道家“无非而治”思想的汉朝初期,也不是以道教为国教的唐朝,而是明朝。方术文化对明朝的影响在嘉靖皇帝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影响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术士能混到位极人臣的境界。在明朝官场混的最成功的有两位道士,一是江西贵溪道士邵元节,受嘉靖皇帝知遇,在皇家道观供职,又赐“致一真人”道号,给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赐谥号“文康荣靖”,葬礼按伯爵规格。继邵元节掌道教的湖广黄冈陶仲文沐浴的皇恩更为浩荡,他先后陪伴嘉靖皇帝炼丹求仙20余年,堪称嘉靖后期痴迷道教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见辄赐坐,称师而不名 ”,即在宫中与嘉靖平起平坐,皇帝称其为老师。嘉靖中叶,不仅本人封礼部尚书、正一品服俸,其妻子获赐一品诰命,父母得追封追赐。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师,一人身兼三孤,古今唯一一例,比今天的王林大师还要风光N倍。

二是术士介入朝政。嘉靖皇帝听信陶仲文之言,移居西苑,设坛炼丹,20余年不上朝理政,与陶仲文朝夕为伴。对皇室家事,陶仲文也能建议,比如对连丧二子的嘉靖建议“二龙不能相见”,在这条咒语的阴影下,实为太子的皇三子朱载垕常年见不到父亲,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时,他还是裕王身份。

三是用青词文化改变了一代文风,青词又称绿章、青辞、绿素,是道教举行醮典时献给天帝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文,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用来谢罪、禳灾,保佑平安。由于嘉靖帝爱好青词,善写青词者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 9人以撰写青词见重于皇帝,其中以严嵩最负盛名,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方术文化在社会反抗中的作用

方术文化中,那昂贵的长生不老修行术离芸芸众生实在太过遥远,因此影响最大的是那“撒豆成兵、剪草为马”的传说。每到王朝末年,就会有人依靠这类传说与神术进行底层动员而集结起反抗义军,中共教科书不管这种反抗的领头人出身是不是农民,统称为“农民起义”,被列入教科书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依次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两宋时期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与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中叶白莲教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起义。

尽管中共教科书努力夸大陈胜吴广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政治平等意义、钟相“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社会平等意义,以及李自成“闯王来了不纳粮”这种反苛税的“经济翻身”意义,但实际上,这些农民起义的主流动员方式是天命说,多借谶纬说事。所谓“谶纬”即方术文化中的预言。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前学“大楚兴,陈胜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编出民谣教小儿传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农民起义时,在河道内“发现”一石人,上书“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更是迷信“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布云成阵”的各种说法。太平天国起义时,方术文化多了一点时代包装,受当时西方传播的基督教影响,洪秀全与时俱进,创立了拜上帝教,并有了一位时常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中,不少都与宗教有关。比如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原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后升格为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20世纪之初的义和团运动,前者因借上帝之名行中国本土方术文化之实,让西方传教士认为拜上帝教对基督教伤害极大;后者上阵之时大师兄设坛、一众团勇口念“刀枪不入”符咒等情景,无论正史、野史都载之甚详。

如果总结这些“大师”、“教主”的共通点,就会发现他们的传教多与行医巫术挂钩,张角、钟相皆是借此聚众起事,白莲教就更不用说了。

中共的组织植根于农民为主的大众,深知会道门组织是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建政之后不久,就在全国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绵延两千余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公开活动的空间。但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仍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曾出了几十位农民皇帝,起事之前的社会动员基本凭借各种低级方术文化,祥瑞、童谣、预言无所不备。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几年广州以“项羽后人”与“清宗室后人”之名组织的“影子兵团”只是其中一例。

“王林大师”混迹于朝,“项羽后人”组织于野,让人看到一点:自太平天国、义和团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器用”,而非思想。我们无法否认,“王林大师”现象本质上是方术文化(包含各种神佛)与中国政治结缘的21世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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