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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28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何清涟:腐败显示的路径依赖-观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有感(2)


根据郭文贵名言制作的文化衫(维权网图片 )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部轻喜剧《人民公仆》有两个小高潮,一个出现在16集,另一个出现在结尾,虽然都是喜剧表达,但仔细思考却很沉重。

人是文化的沉淀

针对基础设施部的严重腐败,女记者亚娜在新闻发布会上质问总统瓦西里:“我们觉得你当选之后变了,变得贼头贼脑、油嘴滑舌,……”

总统瓦西里被触动心事,心潮起伏之下发表了一场演讲,谈的是乌克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场演讲是面镜子,中国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映像与影子:

“我们天生是正直的乌克兰人,我们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我们,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我可以保证,我们不是天生这样。

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胖胖的、脸蛋红扑扑的、7斤沉的小孩。这么一个小孩,怎么就变成一个一百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家伙了呢?发生了什么,我给你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的错,亚娜,就是你我这些人,我们所有人的错。

从妇产科医院的时候就开始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得塞钱,一定要塞钱,要给医生塞红包。要是不给钱,就别想见孩子。之后我们将孩子带回家,这时候,这个孩子还是个正直的乌克兰人。

等他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变了。首先,他看到的是爸爸。爸爸坐在那里看电视,边看边说:‘都是这群蠢货的错。这群畜生,垃圾政客。’边说边数着手中那昨天去参加游行挣来的200格里夫纳。而参加这场游行支持的正是电视上那群蠢货和议员们,‘没什么,这个游行爸爸不去,也会有别人去。爸爸就去了,这些钱为啥要让别人挣,而不是我去挣呢?’

孩子就把这句话记住了。我们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样的人。你们觉得他还有一点良知没丢掉吗?并不是,全都丢了。他叔叔在外国人签证科工作,婶婶在技术情报局工作,大家都要把这个孩子的生活安顿好,该怎么做?送他到学费高昂的学校去,是特别贵特别贵的学校。孩子中学毕业了,一家人去第聂伯河度假。这个孩子的成绩很不错,肯定全是优啊,大家一起吃烤肉,一起喝白兰地。简直美味,垃圾怎么办?垃圾有人收拾,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进了大学,一家人帮着一起做决定。大学毕业了,我们去哪儿啊?再去第聂伯河。怎么这么脏啊?怎么到处都是垃圾。这儿立着牌子:禁止倒垃圾,‘谁在这儿倒垃圾?为啥人们不知道把垃圾带走呢?’然后心情大好地开着自己的本田,那辆作为大学毕业礼物的本田。

我们这个良知丢了一半的乌克兰人,在凌晨的基辅,在没有路的基辅狂飚。他必定会影响到这个时间睡觉的人们,吵到刚下班回家的人,或者一个打了两份工、疲惫不堪的母亲,她喂过自己的孩子,刚刚把他哄睡着,而我们的主角,未来并不遥远,等他20-25岁的时候就能成为议员,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混帐,他的生活会很幸福,真的,他的子女会去瑞士读书,不会在国内读,为的是为那些混帐,他也不会去第聂伯河度假了,他已经在那折腾过。他可以去马尔代夫,为的也是远离那些混帐们,在伦敦给自己买个房,为的也是离混帐们远一点,离这些都远远的,和他无关。这就是我们乌克兰人,谜一样的内心。”

演讲中提到的乌克兰人,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包括上中层与底层乌克兰人在内。中学毕业后的乌克兰人则主要指代上中层,因为只有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进入政界。上述情形,中国人会觉得很熟悉,从婴儿出生开始要给医生送红包,直至大学毕业找工作,人生的每个环节,大多中国人都会经历。泱泱中华,与乌克兰历史上很少交集,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别,就与黄河与第聂伯河的差别一样。那么两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如此相象?只有一个解释,乌克兰被俄罗斯这个巨人绑在一起,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将近80年的历史;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历史也长达70年左右。社会主义的全面垄断(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养成了特权阶级,有机会享受特权是人生荣耀与幸福的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养成了这种毛病:人人都将公共财视为私财,有权者先得多得,无权者后得少得,但有便宜不占,人们就心里难过。

当然,人是文化的沉淀,正如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指出的那样,决定一个国家现状因素有多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惯性。乌克兰人与中国人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乌克兰人到底属于斯拉夫民族,政治幽默感远比中国人强,不像阿Q那样忌光讳亮,在揭露上层腐败及德行丧尽的同时,对底层民众的贪婪猥琐也多所揭露讽刺,但这种揭露讽刺决不是赵本山式的,看过之后,多少心里会有点沉重。

反腐良方的探讨永远在路上

听了总统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人民似乎有所触动。但在后续的几集里,并未改变行为方式,一切照旧。于是总统还是非常辛苦地在“三条大鲸鱼”与总理的腐败同盟下周旋,这种周旋到了尾声时,进入戏剧化的高潮。

某家电视台邀请总统与外交部长,以及总理、议会多数党领袖同台辩论反腐败问题。嘉宾们纵论世界古今历史上的反腐经验,因为是喜剧,编剧就发挥想象,让剧中人物谈了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用极刑威慑,比如死刑与死后的羞辱。古代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前529~前522在位)因手下的法官腐败,一怒之下杀了法官,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座椅,赐给法官的继任者——法官的儿子,让他坐在这张可怕的人皮座椅上办案,以其父亲为诫,不敢再行腐败之事——笔者不研究古波斯历史,这故事的真实性留待史家考证,但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挂在县衙门前示众之事,却史有明载。

这种极刑,当然遭到总统、议会多数党领袖与总理的共同反对。剧中有个小小的插曲,谈到对腐败官员判死刑时,列举了中国一次枪毙了二万腐败官员的“成绩”,这当然是编剧的杜撰,因为中共近10多年以来,对贪官极少处以极刑。

二是羞辱刑。剧中谈到捷克实行了社会谴责制度,凡发现贪官,惩治的办法是让贪官开放自家的豪华居所,让人参观。众目睽睽之下,贪官一家人再也没有任何隐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参观者可任意进入,指指点点,辱骂羞辱——捷克是否有这种刑罚,需要熟悉捷克的人证实。

三是罚没财产,并辅以坐牢。这种方式全世界通用,中国目前以这一种惩罚为主。反腐成果展览之类,中国倒是举办过,但不是剧中捷克那种,而是开个展览会,贪官及家人不需要在现场受辱。

上述三种刑罚,实际上是现阶段惩治腐败的三种形式,其中,对腐败者处以死刑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2013年1月,在广东省人大代表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提出引进新加坡“鞭刑”的建议,认为只有这种刑罚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并表示他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提案。当时国内舆论大多认为,陈伟提出的“鞭刑”,属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的酷刑(或称肉刑)。《人民公仆》的编剧身处比中国更接近西方文明的乌克兰,当然也只能让瓦西里在与伊凡雷帝对话中表态:施加各种酷刑后处死于现代文明不适用,希望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

乌克兰的现状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在电视台安排的那场有关腐败问题的现场辩论中,主持人问瓦西里:“人类社会中腐败现象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前,历任乌克兰总统也腐败。你为什么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反腐败?”那位与“三条大鲸鱼”勾结在一起、极为腐败的乌克兰总理也质问总统瓦西里:“逮捕贪官,没收财产,然后再枪毙他们,把他们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发动人民做什么?”这场景让我想起郭文贵在9·24发“不”会上宣布的第一条:“中国十九大必须法治国,必须给过去这几年冤枉的人和冤枉的家人一个公平的结果,包括郭文贵。包括这些人的资产,非法扣留资产,非法没收资产,非法转移的资产,该没收的没收,是归国家,该归还给个人的归还给个人。就是实现郭七条,平反冤案,还回合法资产。”

这部剧好比一面镜子,中国人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是要注意乌克兰有一项排名比中国靠前,即新闻自由度。据记者无疆界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Press Freedom Index),在全球180个国家当中,乌克兰的新闻自由度排名102位,虽然欠佳,但尚有新闻自由;中国倒数第五,属于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在一个腐败国家,有无自由媒体,决定这个国家的人对腐败的危害认知程度。至少,乌克兰人还只能将腐败当作能力、而不能当成美德来歌颂,而看海外不少中文媒体自今年3月“郭氏推特革命”以来的表现,我则有这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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