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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37 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他是个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与众不同在于,11岁学会了抽烟,也因此学会了撒谎和偷窃——偷爸爸的烟,骗父母的钱。”

星期四(9月8日),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纪念研讨会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知名中国事务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口中的刘晓波不完美,却更鲜活。

再过几天,就是这位在狱中身患绝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去世三个月的祭日。

“我们不该把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 林培瑞说,“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能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纠正它们,克服它们,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

林培瑞多年前在中国和刘晓波相识,几年前参与编辑刘晓波文集英文版《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刘晓波去世后,人们纷纷讨论他给世人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 。林培瑞说,他更想谈谈刘晓波的早年,因为那个内心充满挣扎,带着人性瑕疵的刘晓波更真实。了解他如何一路走来,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他如何成长为日后那个了不起的人。

面对台下的100多名听众,林培瑞开始娓娓道来。

叛逆的“黑马”

“他的父亲是早年的共产党员,41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语言学家。刘晓波生长在长春,那是一个相对享有特权的红色大院。他对我们说,他的父亲很严厉,打他打得很狠。他不喜欢他的父亲,他爱他的奶奶。在这个类似‘好警察坏警察’的家中,奶奶扮演了好警察的角色。

“他反抗父母,反抗老师。小学时他成绩很好,但他批评老师,抱怨小学老师教得太简单。‘文革’爆发时,他11岁,还不到当‘红卫兵’的年纪,他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抢,于是也和他那些‘前青春期的朋友们’在街上找茬。有一次他们戏弄一位捡垃圾的乞丐。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他并不忌讳公开当年的这些事。

“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内蒙古,相比长春,内蒙无聊得多。他不能上学,但他开始读书,并由此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对书的挚爱。他看的书很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在那里,他和一个叫陶力的女孩展开了一段青春期的罗曼史。陶力来自长春的同一个大院,父母都是教授,两家人同时被下放。 那个时候谈恋爱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所以这段关系只能秘密进行。

“1982年,他们回北京后结婚。82年到8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念硕士研究生,学习古汉语。这个专业是分配的,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被分配了一个导师。他和导师的关系不好。导师在他的文章旁做批注,他也在旁边写批注,批驳导师的话。后来导师去世时,他参加了葬礼,没有鞠躬。 这也是他早年叛逆的迹象。

“84年到8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讲师,同时开始创作博士论文。1986年‘新时代十年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刘晓波去参加了,尽管他还只是研究所的学生,但他几乎一夜成名,因为他对会上的每个人大加批判,那些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作家,也包括那些所谓的温和改良派,比如资深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后来他去找刘再复道歉。我们专门和刘再复核实了这件事。他说,对不起,我那时不得不批判你,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出名。他也因此赢得了‘文坛黑马’的称号。”

从“自大狂”变谦卑

对于那匹桀骜不驯的“黑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并不陌生,尽管二人只在2000年前后有过一次电话上的交谈。

“我对他的印象始终是个自大狂,”萧强说,“他批评所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我尊敬的导师方励之。”

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决定回国,和广场上的学生们在一起。

当年4月,他写下这样的文字:“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我怎么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呢?既然不能不关切,既然按捺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做点具体事。就是回国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过瘾得多。”

“我为他作出回中国的决定而感动,”萧强说,“ 但是再一次,他的悔过书让我感到由衷厌恶。他在台湾出版的那本自传也充满自大的,不知所云的说辞。那时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能交谈的人,不合我的口味。”

萧强所指的是“六四”之后,刘晓波以“黑手”名义被捕,在北京秦城监狱写下的悔过书,以及获释后在台湾出版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我们不知道他在悔过书中究竟写了什么,”林培瑞说,“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后来感到无比懊悔。他后悔自己说了太多,有些运动中的人和事,可能被看作是出卖了朋友,尽管那并非他的本意。”

林培瑞说,刘晓波的余生一直带着很强负罪感。每年天安门屠杀纪念日,他都会写诗纪念那些亡灵。

他继续讲述刘晓波的故事:

“在监狱里,他的妻子陶力向他提出离婚,他签字了。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善待陶力。从86年起,他就开始不断找寻别的女朋友。”

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刘晓波曾这样反省自己:“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

遇到刘霞后,林培瑞说,这匹“黑马”进入了驯服期。

“刘霞非常忠于他。1996年,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邀请了很多朋友。在他们看来,这是二人的婚礼,但是在法律上他们还不是夫妻。1996年刘晓波再次被捕,关在大连劳改营,刘霞想去给他送书,但是送不成,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结婚。所以他们在劳改营里填了表格,正式结婚了。

“但她依旧不能去看他,直到一年半后,她才获准探视,可以去送书。刘晓波在劳改营里读了很多书,还开始写诗,他最好的诗都来自于劳改营那三年。这些诗歌都是写给刘霞的。”

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期满,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林培瑞说:“1999年到2008年,他写了很多涉猎广泛、富于雄辩的文字。他写孔子、康德、圣奥古斯丁、江苏的农民、奥运会运动员、对比中国和捷克的幽默、 色情 、政治、互联网革命、 奥巴马当选、虐狗、国际关系、达赖喇嘛、中国的经济奇迹……他在警方的监控和骚扰下写下这些文字。警车常常就停在他家门口。”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萧强发现,那个时候刘晓波的文风变了,语调变了,变得谦卑,变成了一种他说不上来是怎样的人。

“我和很多异见人士、民主人士,这类我生命中的英雄共过事,他们中很多人都很自负”萧强说,“但是经历了种种这些之后变得谦卑,变得开始思考超然价值,刘晓波是唯一一个。”

萧强曾试图向很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刘晓波?他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爱;有人说是他在狱中读过的那些书;还有人说是因为天安门,是人的生命让他变得谦卑,让他超越自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天,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还是一位圣人,”萧强说,“他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量,那种没有仇恨,没有敌人的超然价值观超越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第二次劳教结束后,除了投身写作,刘晓波还经常出面支持弱势群体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常常去看望天安门母亲群体,组织公开声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零八宪章》。在林培瑞眼中,能把写作和身体力行结合得如此之好, 刘晓波外,没有第二人。

2004年,旅美学者李晓蓉经朋友引荐与刘晓波在网上相识。如何促进中国和平转型成了这群天南海北、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探讨的话题。2008年,因为《零八宪章》,二人更是有过很多密切合作。

“《零八宪章》呼吁尊重最基本的普世权利,包括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治,” 李晓蓉说,“那时300多名中国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已经签名支持。刘晓波坚持不懈地通过邮件|、Skype等各种方式收集签名。”

李晓蓉记得,最后一次和刘晓波 通话是2008年12月,在他最后一次被拘捕的前一天。

“他对我说,他又收集到一个签名,是一位受到监视居住的前政府官员,” 李晓蓉回忆道,“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做到吗?凌晨5点我去了北京的一个公园,他正在警察的监视下练太极拳。我走过去假装也在练太极。在晨雾的笼罩下,我给他看了《零八宪章》。”

出于对刘晓波和朋友们安全的担心,李晓蓉在电话中建议推迟发表《零八宪章》。

“有……有……有什么好担心的,”带着东北口音和一贯的结巴,刘晓波说,“对我来说最糟糕的结局不过是回去坐牢。但这是值得的:天安门事件过去将近20年,正义却依然缺席。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之后,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再之后,他得了诺贝尔奖。听到这个消息时,刘晓波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哭了,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因为他隐隐地觉得,刘晓波再也不可能活着走出那堵高墙了。

2009年12月,刘晓波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时,感谢妻子刘霞的爱。他说,“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如今,刘晓波化为灰烬,漂入茫茫的大海。刘霞说,她连那个空的骨灰盒也没有拿到。

图片集:刘晓波病逝:哀悼,海葬,怀念和抗议(47图)

图片集:回顾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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