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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43 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刘霞和中国恐惧症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于2018年7月10日抵达芬兰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于2018年7月10日抵达芬兰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在中国监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终于被放出国门来到了德国。不过,在中国被软禁多年、目睹丈夫病死在囚禁中的刘霞,身在自由世界,也没有出席周末在德国举行的刘晓波逝世周年纪念会,她的朋友说:刘霞仍活在恐惧之中。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为何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了海外,还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德国追思刘晓波,刘霞没来

上周末(7/13)是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一周年,在世界一些地方(德国、美国、香港、台湾)为刘晓波举行了周年追思会,德国在柏林一个知名大教堂(Gethsemane Church)举办了这样的活动。不过,已经抵达德国的刘晓波妻子刘霞,为何没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刘晓波是中国最知名作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在2009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后被判刑11年,2017年夏天在服刑期间病逝于辽宁监禁中,当局将其骨灰撒向大海。其妻刘霞这些年来一直被软禁,直到这次出国。

报道刘霞/刘晓波的媒体有如下的一些解释:刘霞的弟弟刘晖还在北京;刘霞和北京达成协议先不说话;刘霞身体不好(虚弱、抑郁),医生建议不要参加;恐惧。

在推特上,有网友说,到了西方自由世界为何还有恐惧?刘霞经过多方努力,经过了刘晓波去世一年来在政府严密监控下的挣扎以及刘晓波被捕坐牢八年的痛苦,最终还是来到了海外到了西方,到了德国,为什么还会有恐惧?

刘霞为何不能参加纪念丈夫的活动

按照刘霞/刘晓波的朋友郝建的话说就是:刘霞不能…。郝建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他周末在BBC上发表文章说:“恐惧感仍然如影随形,牢牢地笼罩着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说:刘霞有“她不想有她不愿意见到的事”。刘霞不能出席这样的活动,“不是她自己能做的决定”,也不是身体原因。郝建说:刘霞和刘晖处在“被政府严密看管和警告下所产生出的两难、无奈和恐惧之中。”廖天琪是对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做出这样的表述的。而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刘霞就在其身边。

按照郝建教授的理解,中国政府又是如何控制身在海外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呢?郝建教授认为,中国人,即便来到海外,你还是孙悟空,“仍然在中国政府那张巨大的如来佛手掌中”。他说:刘霞弟弟刘晖也会成为人质。“中国政府成功地在人们心中营造起广泛而强烈的恐惧感,刘霞不幸成为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牺牲品。”

郝建:基于国人的恐惧感

郝建是刘晓波夫妇多年的好友。他说:2010年10月8日,刘霞的丈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那天到今年7月10日,刘霞被软禁近八年。“绝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一个人呆在北京玉渊潭的居所。”

2014年5月,北京一批知识分子(包括徐友渔、胡石根、浦志强、刘荻等)在郝建家中讨论六四事件及其影响,当局在会后抓人,郝建也被拘留。海外维权网报道说:郝建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学院研究生部留校任教。发表论文评论数百篇。郝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批判意识,关心公共事务与社会大众的人权状况,参与过许多维护人权和自由的公共活动,因而在知识界和人权领域声望卓著,因此招致当局的嫉恨和打压。”

维权网说:在研讨会后被捕的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都是正直善良、品格高洁、学养深厚的社会精英和深孚众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各自专业领域建树颇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犬儒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今中国,他(她)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是中国公民社会中坚力量的杰出代表。

郝建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上发表其题目为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刘霞与恐惧笼罩的中国的文章中说:刘霞在没出国前的6月1日,曾同郝建教授秘密见面。郝建说:刘霞好像不时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感袭击:“她会搂住我的脖子,低声说她不能回答我的一些问题。”郝建说,明显看到刘霞和她弟弟刘晖都处于被政府严密看管和警告下所产生的两难、无奈和恐惧中。而刘晖因经济纠纷罪名被当局判处11年徒刑,现保外就医。

中国学者郝建说:恐惧之巨网早以在中国落下!中国政府不仅仅在刘霞一人身上成功营造出恐惧感。“这种无形之网笼罩在中国大地上,也深深地侵入中国领土之外的许多中国人心底。”而且,“这种恐惧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和强化、夸大。有时,对中国政府的恐惧和臣服会让人们从控制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主动地提醒自己不要为施压者和控制者丢面子、惹麻烦,不时担心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自由行动就是否会引起老大哥的注意或者说使其有所不悦。”

郝建说,最近一年他生活在美国,发现“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恐惧感更加浓厚和强烈,用我的话形容,他们是更加持久和忠实的恐惧感受虐者。

“有海外中国学人,听个谈论文革的讲座也会担心回国后遭到歧视和惩罚。见个批评过中国的西方学者,就觉得自己已经和‘西方反华势力’搞到一起去了,不时跟我念叨说回国后要被喝茶,郝建说,中国政府的影响力的确遍布全世界,但也没有做到掌控一切、知晓一切的程度。 有时过分夸大中国政府能力,把它形容为法力无边往往会让自己陷入一种绝对的无力感和在精神上自我躲避,进入暗黑洞穴,更顺从地落入犬儒生活。

郝建说,对中国人来说,现实的政治威胁、长期在高压的、毒化的政治氛围中生活已经在我们大脑里打造成坚实的精神枷锁,这无形的枷锁还会紧紧禁锢着我们的言行。“对刘霞刘晖姐弟的选择,我完全理解,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现实中,几乎任何人都没法比他们做得更好。”“极权之掌,决胜千里之外,中国臣民,恐惧吞噬灵魂”,郝建最后说。

潘嘉伟:对北京施压还是有用的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7月13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说:刘霞获释说明还是可以对中国政府施压的。他说:非常值得拿刘霞案同其他中国政治犯情况相比,同样都不得出国,但刘霞就成功了。潘嘉伟说,这说明,在公开的外交方面以及私下的沟通方面,从这两个方面一起施压,还是有作用的。

英国卫报就此事采访了刘晓波/刘霞的朋友、德国的廖天琪,后者说:刘霞不能参加纪念刘晓波逝世周年的集会,不是刘霞自己的意思,她虽然身处自由世界,但是,她还是不能享受完全的自由,因为她的弟弟还在中国,还在政府手上。

该报还采访了身在中国的温克坚,他也是刘晓波/刘霞的多年老友。温克坚说:刘霞自由了,但中国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报道援引温克坚的话说:中国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外交压力和舆论压力,以前还顶用,现在则是越来越不顶用了。

国际特赦的潘嘉伟、英国卫报以及香港的许多媒体都提到了这一点:就在刘霞获准出国的这个时刻,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老资格的民运人士秦永敏13年徒刑。而65岁的秦永敏之前已经坐牢二十多年了,是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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