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五四精神和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何关联？美国未来十年如果缺乏"中国通"又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作客美国之音"VOA今日焦点"，从美国的视角带您重温五四精神、展望美中关系。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文字记录。出于清晰简洁的目的，文字略经过编辑。
主持人：您的学生Matt Pottinger —博明先生，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作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发表了一篇五四中文演说，题目是《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在您看来，这个已经超过一个世纪的五四运动，究竟对想要了解和关心中国的观众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怎么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五四呢？
林教授：博明说，从美国的视角讲话，是客气话，我觉得，我也用过这种语言，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怎么看（中国的五四）。当然一个局外的人看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好处的，也有很多例子，19世纪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到美国来观察，写了一本有关美国民主的一本书，里头提到，看出来许多我们美国人自己，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是局外人，所以博明看五四有这种好处。
主持人：您怎么看他这句话：”中国不能走向民主，其实是一派胡言。”
林教授：五四时期提倡民主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跟老百姓日常生活运作还是有点距离，所以我不觉得五四说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民主概念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我觉得现在是台湾，台湾社会运作已经吸收了民主概念，老百姓掌握了（民主），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中国的文化和民主理想能够融为一体，而且很成功地融为一体。台湾是最好的例子。五四時期也很好，可是五四是理论层面的，台湾是实际层面上的。
主持人：当时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所以五四当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最鲜明的旗帜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您怎么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推崇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究竟这两者是一个巧合？还是民主和科学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林教授：民主和科学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支持民族主义的两个手段，问题是：为什么列强那么强？我们这么弱？为什么人家那么富？我们这么穷？肯定有原因，所以把科学和民主拿出来，是因为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落后？ 这两个秘诀能够救中国，这是为什么科学，赛先生和德先生（民主）要用上来，可是呢，这里两个概念不是巧合？是有内在关系的，科学与民主有共同的地方。
大概20年前，方励之，中国的那位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写了一篇很妙的文章，他解释科学与民主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他说，每一个人的脑子是独立的，不要接受，不要因为有权威，科学权威或是政治权威说了的话，个人的脑子就接受每一个概念。 北大念科学系的时候他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有马克士威方程组（Maxwell’s equation）各种不同的看法，爱因斯坦的概念，叫他们学生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是权威，是因为他们提供一种想法，让个别的学生的脑子能够进去理解掌握他的真理，才算我接受了这个概念，所以这个跟民主很像，民主的老百姓投票，听到各种看法各种主张，可是到了自己投票才算，这跟科学的我脑子里头觉得有道理才算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他提出信息自由，民主老讲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科学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全球任何一个别的科学家的信息渠道的话，科学没法进步，所以他说政治进步和科学进步是有同样的道理的。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科学的真理和民主的真理都是普世价值，你到哪都是一样的。科学上的质能方程（E=MC2)，在华盛顿是对的，在芝加哥是对的，你到欧洲、到非洲，到哪都是一样的，跟你不是因为你过了一个政治界线而改变。 但比如说，共产党就喜欢说，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主。
主持人：回顾过去这一个多世纪，好几个运动或思潮影响中国发展的步调和轨迹，五四是一个，1980年代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还有2000年之后的维权运动，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中国往前进步，我想请林教授做一个比较，这三者相比，你认为哪一个运动，或是哪一种思潮、思想更深刻，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呢？
林教授：您提到的这三个运动都有他的类似之处，都是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是也有显著的不同，五四我们刚才说是理论层面上的，知识分子去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权应该怎么进步，而且问的问题是很大的很广的很深的问题，文化的、深层人性的、人生的意义。
像鲁迅的《野草》里头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的？将来是什么？过去是什么？这种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不问这些很深的问题，他是要”拨乱反正”，把毛泽东的恶劣的影响给去掉。
“伤痕文学”时期的时候都是回顾文革的十年浩劫，目标是相当清楚，我们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共产党，比较具体的一个目标， 而且是比较具体的政治目标，五四没有这一个，五四是更深的人生的探讨，所以很多人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个五四，我是反对的，五四的深度比改革开放更深刻。
要说到2020年以后的维权运动，那10年也是一个推进中国社会的一个时期，但是这里头没有那么多的很深刻的反省，人生是什么？这个层面都没有，他主要是要把更民主、更公正的一些措施，建立在社会里头，当然网路时代来的时候是可以深入到社会里头，五四时期没有办法。
主持人：一个世纪多前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当前还想要继续往前进步或走向民主，究竟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林教授：这精神还在那兒，我觉得知识分子，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还在，你提到”白纸运动”也是个例子，但是”白纸运动”我们得承认比五四运动小的多，因为被 镇压不能发挥他的应该能够够发挥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五四那种精神、那种文化、深层的理想，中国知识分子还有、甚至有一些老百姓可能也有，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习近平的政权，根本发挥不出来，有任何抬头的迹象，他马上就把它压制，所以它能不能起作用？能！但是他允不允许起作用？不允许！
主持人：像您这样子可以用流利的中文深刻的去看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漢学家或中国通，现在是不是好像越来越少？上个月一个美国基金组织发布一个最新报告担忧未来十年，像您或您的学生博明先生这样所谓的”中国通”可能会越来越少，你怎么看这样的观察？ 如果未来美国十年缺乏所谓的中国通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的话，你认为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林教授：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份报告是什么，可是很多人已经指出来，年轻的美国人到中国去学中文、在中国生活、认识中国朋友的人，比90年代已经少得多，90年代有很多，有很多，90年代我做我们的普林斯顿在北京的暑期班的工作，那时候大概每年有4, 5百人，申请认真的到北京去学中文的，包括博明，我记得他是九二年来的，念我们的二年级还是三年级，这种现在少得多，现在申请”普北班”，每年可能有30几个40几个，最近一两年又多起来了一点，但比九零年代少得多，而且我们的班本来有五六个跟我们差不多的，哈佛、芝加哥、杜克大学都有，但是现在没有，只有一个班，而且人数少得多 ，这对美国将来的中国通的来源有没有影响 ？是有的，我愿意的话，会有更多的年轻美国人到中国去学中文，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是你刚才提到的，美国政府需要中国通的一面，另外一面很重要的是，从1972年美国跟北京办了联络处之后，1972年到现在多少年，有多少中国来的专家做美国的顾问 ？大概只有一个余茂春，前几年，是个生长在中国的、能理解中国的文化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这个不正常，你说欧洲在冷战的时候，欧洲出来的人有布热津斯基，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有奥尔布莱特，是捷克来的，是克林顿的国务卿等等，所以美国政府能够欢迎土生土长的学者来做高级顾问，是有前例的，可是中国没有啊！所以妳提的这个问题是个真的问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林教授。
林教授：谢谢。
华盛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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