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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专访:华裔记者中国寻根 家族史呈现历史发展


美国之音专访:华裔记者中国寻根 家族史呈现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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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专访:华裔记者中国寻根 家族史呈现历史发展

美国Marketplace记者童致刚在上海报道的经历,不仅让他更了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也让他得以深入探究家族五代人在漫长而颠簸的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悲欢浮沉。他以一个记者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的近代史怎样在他的家族中演绎,一段段小人物的经历又如何串起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

童致刚:很多故事都是从离家远行开始的。我曾祖父生在童村,是苏北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他得到一个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那里他接触到一个地下组织,就是“同盟会”。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参加了。我曾祖父成为其中的一员,将一些重要的思想从海外带回来,播撒在中国的土壤上。

我也了解了很多有关我外祖母的故事。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1911年她8岁,家人让她不再缠足,把她送到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开设的寄宿学校。她是合唱队的钢琴伴奏,他们学英语文学和古典音乐。很多女性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早期的互动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启蒙阶段。

卡拉:你在书中说,我们需要把历史向前翻100年,到19世纪,才能理解中国怎样发展到今天。你家族的故事是如何帮你解释这个观点的?

美国Marketplace记者童致刚
美国Marketplace记者童致刚

童致刚: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祖辈的经历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曾祖父生活在一个没有全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很多文学、音乐、经济上的思想,以及全球化的概念进入中国。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起步比较晚。那是一个在中国播撒种子的时期,我在书中论证的观点是,那时和现在仍有关联。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延续性,与重大事件决定历史的观点不同。

卡拉: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叔叔和表弟的故事吗?

童致刚:我在书中讲了我叔叔扭转自己命运的故事。他是我父亲的弟弟。他人生前30年历尽苦难。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我叔叔还很年轻,政治背景也不好,因为他与海外中国人有联系,所以他的罪名是“海外关系”。这也让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折磨,他被送去下乡十年,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时期他吃了很多苦,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上台,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叔叔和很多中国学生参加了这个考试,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于是他成为一名教授,有了房子,还成为出口公司的顾问。他人生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扭转命运的很好例子,这也是中国扭转命运的故事的一部分。我想这帮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在的处境。在人们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我想如果能理解其中的背景,成功背后的苦难和挫败,就会对中国的现状有更全面的看法。

卡拉:那我们聊聊现状,你写到你表弟的故事,他在通用汽车工作,开一辆别克。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和这个年纪的美国人生活没什么区别,你看到什么不同之处吗?

童致刚:我表弟,在美国人眼里,他是偷走美国汽车业工作的中国人。他是中层管理人员,也算蓝领,也算白领。从表象看,他的生活非常好,他是中国“自我”的一代。他的笔记本电脑比我高级,还有一个很炫的数码单反相机,这我都没有。他开一辆高级别克车,在中国这代表很多社交货币。一切看起来都挺好。但与美国生活状况不同的是,他在婚姻市场上没什么竞争力。中国的婚姻市场上,有房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国的房价和收入相比,要比在美国贵很多。他告诉我,靠他的工资,他永远不可能买自己的房子。工厂里,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他有房子。这概括了很多现代中国社会的现象。另外,他和父母的关系中有很多压力和焦虑。他在独生子女时代出生,没有兄弟姐妹,家长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他们会关心他怎么还不结婚,这不需要直说。他的工作还可以,但人们公开讨论工资,谁挣多少钱。他的工资属于中等或偏下,所以根据传统标准,在他父母眼里,他还不够好。外人很难理解,听起来让人很难过。我问他,这不会让你难过吗?他只是说,没有办法。很多中国人在讲到人生中的不顺时,都会说,没有办法。

卡拉:你提到当你收集资料时,一些亲戚并不是非常配合?他们不希望你讲一些所谓的不光彩的故事。为什么?

童致刚:我认为羞愧感是中国社会一股强大的力量,比重力和贪婪更强大,避免丢脸非常重要。我书中最难写的一个人物是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政治犯。他被判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了通敌罪。他曾经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你走到哪,这都是犯忌讳的,谈起来非常难为情、很尴尬。一开始,我母亲跟我说,不想把这一段写进书里。她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事。然后我开始了解关于这段历史和我外祖父的更多事情,我了解到,他为政府工作,帮助保证人民温饱。于是他的错误就不那么绝对了。我知道当时他是为了回到家乡,在他父亲和兄弟去世后,帮助照看他的母亲和嫂子,还有孩子。这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是一个需要判断力的决定,他做出了最差的决定,这是个悲剧。他最终被送到西北的劳改营,在那里去世了。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办公室,他们有当时罪犯的资料。工作人员没有找到我外祖父的资料,然后她跟我说,我建议你到劳改营旧址上,去一个集体墓地,盛一些土,把它带回去埋葬了,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很多中国家庭就是这么做的。于是我们盛了那里的土,把它带回休斯敦,埋葬在我外祖母墓地旁,这样她的丈夫就像和她在一起一样。

卡拉:你在书中说你经常走在上海外滩,看着黄浦江,你看着江对岸。这两岸非常不同,浦东全都是摩天大楼。

童致刚:就像太空。

卡拉:对。但在另一边,这里的建筑都至少几十年历史了。

童致刚:可能有一百年了。

卡拉:你站在外滩,看着对岸的时候,在想什么?

童致刚:外滩的历史遗迹让我理解了上海如何走到今天。这些殖民时代的建筑,很多都是欧洲帝国建造的。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尴尬的阶段。其中一个建筑让我印象深刻,是一个有穹顶的建筑。那曾经是汇丰银行在这里的总部。如今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大楼。走进去之后,非常漂亮,你仰望穹顶,上面是马赛克拼出的图案。环顾一周,这些是汇丰银行当时在世界各地的支行。这是全球化早期的故事,上海是其中一部分,它曾经是东方的巴黎。然后共产党来了,他们决定要把这段历史掩盖起来。一个建筑师提出,我们不要凿毁这件艺术品,我们用石膏把它封存。也就是说,当重见天日的时机到来,他们可以拆下石膏,将以前的历史重新展现。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这也是我和很多其他中国家庭的故事。有很多故事被历史和羞愧感掩盖住了,但它们就在表层之下,等待人们聆听。

童致刚生于美国纽约州波基普西,毕业于乔治城大学。2004年他加入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2006年在上海成立分社并于2006-2010年担任上海分社社长。他曾赴中国、缅甸、伊拉克等十余个国家,重点报道能源、环境、自然资源和全球经济等方面的新闻。他的新书“A Village with My Name: A Family History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于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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