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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3:14 2024年4月14日 星期日

中国“戒网瘾学校”屡禁不止,分析: 传统观念崇尚威权,青少年人权难保障


2014年2月22日一名网瘾男生在北京大兴网瘾治疗中心接受大脑扫描
2014年2月22日一名网瘾男生在北京大兴网瘾治疗中心接受大脑扫描

中国河南省中牟县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以“戒网瘾”旗号收取高昂学费,长期殴打虐待学生,相关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曝光后,引发网络热议,当局已经就此事件展开调查。类似机构遍布中国各地,在过去曾经多次发生恶性事件,并有学生因此自杀,然而“特训学校”仍然屡禁不止,相关责任人也未受严厉处罚。分析人士指出,此类机构的存在与当局的纵容有关,同时也植根于陈旧的教育观念和崇尚威权的社会土壤。

目前官方对此事件的调查没有对外公布进展。山东媒体大众网采访中牟县宣传部官员指,“因为涉及问题比较多,需要对爆料学生逐一了解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司法机关认定核实。”

中国当局自2021年以来在教育系统掀起严打风暴,重拳出击校外培训行业,教培行业资本哀鸿遍野,一时间大批培训机构和补习班纷纷倒下,不过各地标榜“特训学校”“素质教育基地”的机构未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在网络上进行招生宣传。此类机构声称可对所谓的“问题学生”进行矫正,实行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并标榜可有效矫正青少年网瘾、早恋、叛逆、厌学、暴力倾向等心理问题。

暴力“矫正”屡禁不绝

居住在荷兰的Emma在中国曾经是一名NGO工作者,主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性少数群体的权益。Emm表示,此类“戒网瘾学校”之所为存在,背后有官方的默许和纵容,另外受到利益驱使,对于家长认为“不满意”的孩子来者不拒,除了常规的沉迷网络、逃课厌学和混社会的“问题学生”以外,很多学生由于和家长意见不合、心理健康问题、性取向等因素被送往此类机构强制“矫正”。

“最主要的是官方的,在官方层面,这种机构本身这个应该是违法的,里面人身拘禁。但是官方机构不仅是在后面纵容和包庇的,很多时候甚至是有支持和合作的,像豫章书院,官方的少管所他们是有人会送去里面的。这种官方的合作,纵容包庇等等行为,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这些机构违法,但是我们举报他却举报不掉,我们起诉他却很难拿到一个好结果。如果说没有禁止这些机构,自然会不停的出现,它没有一个监管机制嘛。”

以翎在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外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取缔青少年私营 (以翎提供)
以翎在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外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取缔青少年私营 (以翎提供)

现居瑞士的以翎是一名跨性别团体的活动人士,他认为此类机构的存在反映了家庭教育的失败,迎合了家长希望强制改变孩子观念的需求,剥夺人身自由并暴力虐待学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中营,他呼吁中国政府保障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权,取缔此类集中营。

“因为他就是一个黑社会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公共机构、政府机构以及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社会群体和组织。那么我们家长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帮凶。”

2017年,中国网络上爆出江西南昌的豫章书院打出“国学修身”“心理辅导”的名义,以“戒网瘾”为由囚禁虐待学生,还建立了一套连坐、告密制度。有学生透露该校老师常用戒尺、“龙鞭”抽打学生,有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试图割腕自杀。

有女生表示,为防止学生自残,自己被关进小黑屋并被要求当着老师的面脱掉内衣。此外中国媒体披露,豫章书院开办6年敛财过亿,学生为尽早出去,在与家长打电话或家长参观时会竭尽全力地说书院的好话或者配合表演。此外,报道还指学生被强迫劳动,伙食极为恶劣,条件堪比集中营。

中国媒体《新京报》的评论指出,将历史上名声显赫的江西四大书院之一“豫章书院”办成戒网瘾学校,是一种怎样的堕落。2020年7月,豫章书院创始人吴军豹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然而,2021年1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此案之后再无下文。

在此之前,杨永信在山东临沂设立戒网中心,使用所谓“电击疗法”治疗网络成瘾者,并收取高额诊疗费,引发强烈争议,尽管“电击疗法”因其安全性、有效性尚不明确被中国卫生部门叫停,杨永信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或起诉。

Emma指出,从过往的豫章书院事件可以看出,当局要到舆论大到一定程度才会采取行动,无论是举报还是起诉均困难重重,最后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受到严厉惩罚。

社会环境崇尚威权

军训通常是中国新生入学的第一关,近年来中国新生军训内容主要包括军姿队列训练、内务整理等,仅有少数学校保留实弹射击项目。

在教育内卷、升学压力大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高中对学生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学生必须严格遵循学校制定的作息时间,学校对学生的衣着和发型也有严格要求,教师体罚殴打学生的消息时有传出。中国的一些企业也要求新入职员工接受军训,对员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因其军队背景,在讲话中经常使用军事用语。

目前不少学校乃至企业都在推崇“军事化管理”,Emma分析认为,个体服从权威的观念已经成为了社会土壤,因此不难理解此类“特训学校”均采纳军事化管理模式:“我个人认为我们社会在教育问题上面是比较推崇集体主义的,认为说你的个人意志和集体规范有冲突的时候,那应该是你个人有问题,你应该被纠正……显然,军训军事化管理,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家整齐划一,奉行集体主义,而且个体服从权威的体现。因此在这种教育影响下,这肯定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土壤了。”

以翎表示,如今年轻一代的父母成长于文革时期,很多家长的思维观念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家长希望将陈旧的观念强加于孩子,就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导致孩子的心理问题。

“比如说我的父母,他可能在文革的那个年代出生。他从小受到了一些非人道的教育,我说是领导也好,说是影响也好,那他实际上成长之后,在他三观形成最关键的时期,遭到了一些不人道的观念,那么他就会以此再去把它推崇给后代……从来没有像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政府,会把他们的观念强加给人民,然后人民再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和其他人。”

网络搜索发现,各地“特训学校”重视军训,聘请的教官多为退伍军人和武警。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一些机构会雇佣社会闲杂人员这类文化程度较低者担任教官。雅圣思教育的法人代表陈米民就有多起诉讼纠纷,在今年1月的一个采访中,陈米民展示了学生发来的拜年短信,短信中学生称陈米民为“干爹”。Emma指出,正规的学校会聘请受过良好教育、有资质的教师,而“特训学校”雇佣文化程度较低者,恰恰反映他们不是在做真正的教育,而是通过暴力让学生屈服。

“他们要招进来的人,最重要的考虑不是这些人有没有文化水平、教育上面能力,而这些人有没有实行暴力的能力、有没有实行暴力的心理素质。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退役的军人,甚至一些武警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他的学生不堪暴力反抗,那这些退役军人比较容易镇得住……所谓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往往对自己没有像正常教师那样的职业道德要求,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特别顾及会不会有不好的社会负面影响。”

中国家长热衷“吃苦”

如今的中国青少年存在升学压力,大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诸多困难,社会逐渐开始关注青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性少数群体则存在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很多“特训学校”受害者表示,在机构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受暴力的日子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一些家长没有咨询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而是认为自己的孩子禁不住挫折,将患心理疾病的学生送进此类机构。

以翎指出,传统的教育观念只是让孩子屈服于暴力,这种畸形的教育观念不利于青少年的个人发展,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人矿”。

“为什么中国家长热衷让孩子吃苦呢? 这实际上是一种压迫性的观念。就是说当你不服从我的时候,我就是要让你受到一些伤害,让你惧怕我让你服从我。它是通过一种强权的表达,让这些孩子对父母无限的服从,那么这实际上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去戒网瘾学校还自杀了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人矿,那么人矿就是吃苦的呀,他是干嘛的呢?他就是没有思想的机器,每天都在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他不会反抗,没有诉求,他要把他工作的所带来的一些税金那么都贡献给社会。那么在再分配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知识,他们只是一个社会的人肉电池。这样下去,这个社会只会有越来越多的悲剧,而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Emma表示,目前中国社会对于心理健康的观念普及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家长在成长中经历过家庭暴力,意识不到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只是简单归咎于“吃苦不够”,倾向于认同机构“孩子叛逆”的说法,情愿花钱把孩子送进机构。

“这些家长,在他们的年代里面所谓心理疾病这个观念,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没有普及的。所以他们普遍认识不到,孩子有焦虑抑郁,我们应该去找专业的帮助。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自己很多有家暴,自己他们在幼年时也是被家暴的教育长大的。因此他们认为,我当时能接受,现在我的孩子不能接受了。那不是我的教育方式出问题了,不是这个孩子需要心理帮助了,而是他吃苦不够,那我送进机构,然后吃苦,那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人权保护困难重重

以翎指出,儿童和青少年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他们缺乏社会资源和发声的能力:“一个社会最脆弱的群体,青年和儿童,他是没有发声权利和社会资源的,他在没有人权的一个社会里面,他更容易成为一个没有人权的身体了。”

以翎认为,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直到现在依然严重,仍然是社会的规范,孩子被认为是父母的财产,拥有处置权,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实际上是一个等级秩序的观念,尤其是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实际上现在也是共产党用意识形态统治中国社会的一套工具。 那么父为子纲的概念是什么呢?实际上你在一个家庭当中,或者你在一个社会体系当中,长辈或者有话语权的人,他实际上是拥有家庭一切的决定权。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他过度扩大化的话,他实际上就会把我们的孩子进行物化。”

Emma表示,民间力量在对抗这类机构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也得不到家长的理解。Emma指出,当青少年遭遇家庭暴力时报警求助,警察往往站在家长一边,要求未成年人服从家长管教,一旦有青少年被强制送往此类机构,警察通常以家长已经签字同意为由拒绝介入。

“官方和社会不论在民间,我们本来应该也有一些制约的机构,比如说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的那些NGO之类的,但实际上这些机构,这种作为制衡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我们在官方那里我们很难跟官方进行合作,因为官方的态度是不支持我方的,我们要进行未成年保护的话,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往往会说未成年人权益应该得到保护,但我们直接沟通的时候,公检法并不站在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跟家长直接冲突有对峙等等,还经常会被诬告,说我们这里绑架了对方的孩子,然后我们这里干预了对方家务事。因此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制约力量也是非常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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