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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视界:世间再无胡耀邦


资料照:2005年11月16日香港出版了一套三卷胡耀邦年谱,记录了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生平。
资料照:2005年11月16日香港出版了一套三卷胡耀邦年谱,记录了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生平。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35周年纪念日。在中共百多年的历史上,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异类,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在他那个位置上还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执著的理想追求,罕见。胡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共的两个总书记中,尽管胡因为去世的比较早,他对中共政权和中国革命的反思没有赵紫阳深,在思想上未能如赵那样叛党,但是他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想,让他去世后至今,得到民间许多人的怀念。

胡耀邦对中国的贡献

胡耀邦对中国所起作用主要在1978到1986不到10年间。在对思想解放的推动,弥合社会撕裂的努力,打击腐败,重视宪法,主张民主法治,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年轻干部梯队等,他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也最得到社会赞颂的是解放人和解放思想。在他的主持下,“两个凡是”被冲破,300多万干部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被正名。可以说,在毛死后,中国能够用3年左右时间从文革中走出来,改革开放能够比较快地推行,没有胡耀邦作为闯将在一线亲自指挥和部署,从思想和组织上准备资源,是很难想象的。

但我们对胡的评价,需要从他上述贡献和努力中抽出更深一层的价值,这就是,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尊重人性,同时不拒绝人类普世文明和价值的施政的理想主义。胡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就在于此。其实,这不仅是胡,也是赵以及其他像他俩一样的共产党人的价值所在。自古以来,这两样东西在中国最稀缺。胡、赵等一生所做的努力,就是试图实现这个理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

中国人深受成王败寇庸俗史观的影响,只问事功,不论手段,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对政治人物个体人格和道德品格嗤之以鼻。胡耀邦让人景仰的地方,除了他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选择及其对中国进步所起的作用,也在于他有一颗崇高的心灵。而这一点,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下,容易使人忽略和无视。但任何时候,政治家尤其权力人物的政治品格都十分重要,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

胡耀邦的政治品格

我把胡耀邦的政治品格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他对人民的谦卑和忠诚。胡的一生,把人民放在首位,人民利益大于党的利益。在他看来,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他们活生生的利益,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天经地义,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利益、党的利益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他说过很多这方面的话,在此不举例。但胡不是说说而已,高唱人民的口号谁都能做到,关键要付诸行动,无论是早年投奔革命,还是后来在历史转折阶段做出的一系列事情和表现,都证明他是一个始终忠于人民的人,为人民而非党的利益而奋斗。

二是他在历史关键时期那种“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敢于担当和自我牺牲。胡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正处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而要推进改革开放,就离不开对“文革”造成的海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在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无法体会到这两项工作的艰巨的。这方面有很多的回忆文章,在此不重述。

三是他开放开明,不拒绝学习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胡在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几年间,主持了多份在中国改革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央文件,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后者尤其是中共历史上一份不容忽视的决议,它集中体现了胡对于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识形态、学术自由的看法,其闪耀的思想在今天也显得弥足珍贵。

比如,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 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概括:“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指出“要从小学开始……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等等,这些表述,足以显示胡思想的开放开明。

四是他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在权力面前不膨胀。人贵有自知之明,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尤其在掌握一定权力后,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所以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克服权力的自负和自大,做到谦虚谨慎,但真正要践行很难。胡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和性格局限,有着清醒认识,并时刻对权力保持警惕,没有权力欲。1980年在被提议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时,他曾十几次拒绝,后来不得已同意担任,声明自己的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在1981年6月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后,在同中央委员谈话中,他又表态:“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同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再次表示:“几位老同志提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不够格。”能不为权所惑,只有为公和无欲才能做到。

胡耀邦当然不是什么圣人,他有很多缺点,但瑕不掩瑜,掩盖不了他的伟大。有人可能会责怪他,既然认识到中共政权的荒谬,为政权所不容,可终究没有和这个政权决裂。这确实是他的某种历史局限。然而,也要知道,能够超越同时代和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人物不多,胡不是那种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的领导人,特定的历史造就了他,同时也限制了他,对此不应苛求。

资料照: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左)和赵紫阳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1982年9月9日)
资料照: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左)和赵紫阳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1982年9月9日)

胡赵已成绝响

回到现实,让我们思考的是,胡赵之后,为什么中共的领导干部队伍里,在对抗错误的思想和路线上,一代不如一代,以致让胡赵成为绝响?原因出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组织体系。如今的中国虽然器物文明发达,但精神文明还处在前现代,共产党是个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它的政治文化强调党员干部对党的无条件服从,无论你官职多大,在党面前,都是那个不明事理的小学生,党作为一个掌握宇宙真理的组织,永远不会犯错,永远绝对正确,犯错的从来是不服从党的教诲的个人,所以,当党员干部和党意见不一,要检讨的不是党,而是党员干部。

这种组织文化和体系决定了党员个体不可能去对抗党,除非和它公开决裂。但要决裂,代价太大,没有多少人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这就是当今中共干部队伍犬儒主义盛行的根源。然而,这种组织文化和结构体系也给了党内野心家去攫取权力,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今天就是此种状况。全党不得不听从一个人的号令,此人不但代表党垄断真理,也垄断常识,谁反他就反党。所以,中共内部也就变得鸦雀无声。

当时间的河流荡涤了多少假面舞会后,历史就留下了它真实的一面。当下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拐点,何去何从需要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虽然从未来几年看,不应再幻想中共能够再出胡赵这样的人物,可也不要失望,大变局的时代已经来临,在不太远的将来,人们是能够看到民主自由的中国的。要有这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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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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