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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8:00 2020年2月24日 星期一

美国援华抗疫,专业技能最有价值


2020年2月1日联邦快递工作人员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医用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装上架运往中国的货机。

继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将全力支持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准备投入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它受影响国家遏制和防治新冠状病毒。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表示,救援物资虽然陆续抵达,但目前对中国最有价值的援助,是专业技能和知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他对北京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表现出的力量和韧性有信心。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展开广泛的双边交流与合作。美国愿意派专家前往中国,或是以其它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

随即,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发表声明,华盛顿准备投入高达1亿美元的现有资金,用于帮助中国和其它受影响国家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这些资金将直接或通过多边组织拨出。

美国国务院官员早些时候向美国之音证实, 美国政府第二批撤侨的两架包机,携带着捐赠的个人防护设备、医疗和人道救援物资。这些救援物资已经于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抵达武汉。

唐安竹(Drew Thompson)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管官员,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研究员。

唐安竹说,除了在包机上运送撤离使馆员工及其家属的物资外,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医疗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

他说,“救援物资已经运抵,但发放过程中似乎存在瓶颈,例如,武汉红十字会受到的广泛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目前最有价值的援助是专业技能和知识。”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卫生官员提供支持与合作。 自2003年萨斯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向中国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赠款和广泛的培训。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月5日宣布,将提供1亿美元资金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基金会的声明说,这笔资金可用于疾病监测、隔离和治疗工作,保护危险群体,还可用于疫苗以及诊疗方法的研发。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 (Carla Freeman)表示,盖茨基金会以及其它美国公司提供援助是积极的举措,但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有效治疗和遏制这种疾病的方法。

傅瑞珍说,“这需要与尽可能多的医务人员和研究人员,分享有关信息和治疗方法,以便方案可以在全球实施,并开发、生产和向全球提供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

北京NGO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认为,当前美中合作的重点,应当放在中国抗疫短板而美方有所长之处,以及如何共同应对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方面。

具体来说,美方的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和病毒学专家,可以在一线给中方提供更多管用的建议;在药品和疫苗研发方面,美方有更成熟的治理和法律体系,及研发能力;在应急和公共政策方面,双方也有合作点;美方对帮助中方公共卫生等方面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可提供建议和参照。

贾平说,“双方在媒体报道,疫情监控,急需物资捐赠等方面,也有很大合作空间。双方智库的交流和民间合作渠道的拓展将有利于双方及时消除误判,增进了解。”

独立媒体人李佳佳对美国之音说,美中的合作应该是全方位的,目前美国民间已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在美华人社群运送了紧缺物资给湖北疫区,官方的行为则刚刚起步。

李佳佳对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关于中国疫情“有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的言论表示“非常遗憾”。李佳佳说,“毕竟这两个国家是当今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应该摒弃贸易战期间的一些极右翼的冷战思维,为了更大的公益携手合作。”

此前,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带头散布恐慌。中国官员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傅瑞珍 (Carla Freeman)表示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说,恐怕只能理解为试图转移矛盾和怨气的焦点。 “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可能是在没有更好地了解病情,并能够主导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之前,还没准备好接受美国政府的援助或美国科学家的参与。 所以,北京拒绝允许美国科学家前往中国了解疫情的做法并不奇怪,但并没有阻止美国私人来源的援助。”

北京“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表示,撤侨等是大灾难期间国家保护公民的基本动作,单纯旅行限制并不一定能有效阻碍病毒扩散,但却暗示出一国对在面临问题时感到有不确定性。“双方更应保持相互间信息透明,通过加大合作减少误判,降低不确定性。”

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则认为,中共官员从政治角度看待一切问题,由于北京将目前整体美中双边关系认定为不友好;这使得外交部发言人无法承认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的所有决定,包括公共卫生问题,都必须考虑到政治层面,这也是湖北省在一开始就处理得如此糟糕的部分原因。”

唐安竹表示,中国官员们不能将积极的事态发展,与一些负面行动区分开。例如,他们无法区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派遣公共卫生专家,与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允许台湾当选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等等。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家朱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北京对冠状病毒危机的处理手法,凸显了中共主导的政治体制的许多独特性和有存在的问题。” 布兰切特说,中共官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已经十分严峻的挑战上,而只是考虑他们行动的潜在政治代价。

独立媒体人李佳佳认为,在此前贸易战冷战思维的背景下,彼此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和戒备心,因此在更大的威胁面前显得狭隘。但是面对病毒和疫情,这种不信任和敌对思维,毫无疑问应该让位于对整个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善意与互信。“美国的医疗领域仍是全球最为发达领先的,希望双方合作,扫清一切不必要的人为障碍,先尊重生命、尊重人道主义精神、救人、抗疫。”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以及如何处置当前危机,再次考验持续紧张的美中关系;目前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在信息共享方面仍存在不信任和差距。美中两国如何能将此次危机,转变成为在诸如全球卫生等领域合作的机会,这正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北京的公共卫生政策倡导人士贾平说,美中两国元首2月7日的通话表明,双方已经初步克服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心理障碍,这将有利于确保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振全球信心,尽快克服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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