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评中国(2010年1月20日)

以下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社评。社评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社评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1月20日发表该报专栏撰稿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题目是“再谈中国是否是安然(公司一样的骗局)”。文章说，“上星期我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中国有些过热的市场，如房地产市场或许会让卖空家有发财的机会，但我不认同那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当今经济就像是迪拜一样的一个大气泡、就等卖空家来趁高买进再等行情大跌发财。尊敬的看官，我现在要把我的修改补充一番。”

弗里德曼的文章说，“中国现在有一种让人不能看好、很不看好的情况，这让我感到很有趣。我不敢肯定在这个领域构成市场的是谁。但有这样的事情：假如中国把谷歌逼走，我就要卖空中国共产党。我的理由如下：中国公司如今比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的更落后也更先进。实际上，中国现在有两套经济。一套是共产党及其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命令型中国。跟这个中国并存的是第二个中国，基本上集中于上海、香港这样的沿海城市。这是创业精神高度发达的经济部类，研发许多精巧的技术来产生并参与多样化的、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我把这个中国叫做网络中国”

弗里德曼的文章说，“知识的流动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对我来说，这是理解谷歌成功的关键，也是理解为什么人们可能决定卖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著名的商业问题撰稿人、商业管理咨询人约翰·哈格尔在他最近出版的《转换指数》一书中说，我们如今处于一个‘大转换’之中。在此之前世界中，公司的关键战略优势在于保护一套已有的知识、即在某一时间我们的知识总和，并从这种知识中提取价值。而在未来的世界中，价值创造的核心则是有效参与知识流动，而知识的流动是不断更新的。我们现在就是在从前一种世界向后一种世界转换。”

弗里德曼的文章说，“哈格尔表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找到途径可以跟拥有新知识的人和机构建立联系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总是有更多的聪明人在它之外而不在它之内。’在当今边界变得模糊的世界里，一个人可以跟所有这些聪明人建立联系。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越是能跟相关的、多样性的来源建立联系，创造新知识，这个公司或国家日子过得就越好。假如你不这么做，其他公司或国家就会做。”

弗里德曼的文章说，“我愿意说，命令型中国忙于压制、限制和引导知识流动进入其政治可以接受的领域，以便无限期地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例如对谷歌进行出版审查限制，这种做法跟网络中国日益冲突。网络中国的繁荣依赖于全球知识流动。这就是围绕谷歌的战斗的实质所在。是否要对谷歌进行限制标志着中国人是否能自由地进行搜索，是否能让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冲动把他们带到任何地方建立联系。这对网络中国的前途至关重要。”

弗里德曼的文章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局似乎正在打赌，以为能够横跨驾驭三种局面，即为了政治的原因控制知识流动，为了就业的原因维持20世纪命令型中国的工厂，以及为了经济增长的原因扩展21世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种横跨当中的各种矛盾将对这三种局面构成损害。20世纪命令型模式会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促成更丰富、更多样化的知识流动的人，属于那些能发展驾驭这种知识流动所必需的机构和做法的人。”

弗里德曼的文章最后说，“现在道理明摆着：命令型中国要限制检查谷歌，因此正在损害倚赖谷歌而兴旺的网络中国。就现在来看，看来命令型中国将得势。假如情况发展果真如此，那我就要说共产党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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