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发生在北京市中心的惨案过去三十周年了。有学者、亲历者指出，邓小平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直接导致军人用大型杀伤性武器镇压老百姓，酿成严重伤亡事件。这种观点引起了讨论。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政治学者吴国光说，30年前，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搞了一场军事政变，将总书记赵紫阳拿下，调大军进入京城，酿成六四血案。吴国光这种说法引起不同反响。
1989年6月3日深夜到次日凌晨，荷枪实弹的野战部队用坦克冲锋枪在长安街“战场”“清场”，造成手无寸铁学生市民严重伤亡。具体伤亡数字外界估计几百到数千乃至上万，但官方至今没公布，史称六四事件。
吴国光谈政变和六四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吴国光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加拿大的教授吴国光是日前在台北一场有关六四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的。据中央社报道，来自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吴国光曾在赵紫阳主政期间担任研究工作，l六四镇压前去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现在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历史学教授，中央社援引他的话说，1989年六四前夕，中共内部曾发生一场由邓小平授意的军事政变，断绝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军事政变，中国百度百科解释是：国家军队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军事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转移的行为。军事政变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根本政策，一般国民也不参与。
邓小平联合数位当年元老用江泽民撤换赵紫阳，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这种说法一直就有，也被各方文件、书籍和当事者记录所证实。邓小平当时已经没有政府职务但仍是军委主席，有权调动军队。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赵紫阳是总书记应代表党。邓小平和几位元老，没经过中央全会就私下开会拿掉赵紫阳，而“政变”说，就是基于这个事实。有论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国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
早有论者指出，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数人密谋搞掉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是一场军事政变。
报道援引吴国光的话说，1989年4月到6月，中共高层调兵和戒严，邓授意下，迫使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改组了政治局常委，整个过程就是一场“军事政变”，邓是军委主席，握有军权，是政变得以成功的关键。这样，最终，军队镇压广场上的群众，以及体制内同情运动的温和派，最终“打掉体制内外，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吴国光认为，他提出1989年中国有军事政变，并不是要贬低六四的意义，而是要指出以往较少被关注的视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撰写制作电视片《河殇》而得罪于某几位元老的中国作家苏晓康因六四镇压而流亡海外三十年。他认为，吴国光的说法即便成立，在民主自由派中也为数不多。他说：“吴国光的政变说，是非主流的，代表党内覆灭的改革派，鲍彤是领袖，他们当然要趁六四三十周年发出自己的声音。”
鲍彤谈政变和六四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
鲍彤是赵紫阳任内的政治局常委秘书，也是六四后遭整肃的职务仅次于赵紫阳的中共高干。纽约时报（2018年5月23日）曾刊登李南央对鲍彤的采访。报道说，很多人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要镇压学生，是为了要保党、救党，但鲍彤认为，这是个误区。他说：“邓小平不是保党，而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
不久前去世的中共老干部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报道中还援引鲍彤的话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李南央说：“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鲍彤说：“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李南央还写道，鲍彤在访谈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细节：有一次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要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问赵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
胡平谈政变和六四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三十多年不得回中国的自由派学者胡平说，从外在形式上看，六四镇压不是政变结果。他说：“从已知的材料来看，宣布戒严是得到当局多数同意的，赵紫阳拒绝执行提出辞职，也就是说，从形式上看，戒严令的颁布和赵的辞职，都很难说是政变。”
胡平说，吴国光说的政变，是说在六四前中共内部曾发生政变。根据已知材料很难支持此说。胡平说，以他只见，更严重的问题是六四。他说：“六四并非仅仅是清场，并非仅仅是执行北京局部地区戒严令，而是屠杀，是大逮捕大清洗，包括持异议的党和政府高级官员都被软禁被监控，使得本来很可能定于6月20日召开的全国人大的紧急会议胎死腹中。”
胡平说：如果这个全国人大的紧急会议如期举行，形势很可能大反转。他说：“1957年6月，苏共的马林科夫等人利用他们在苏共主席团的多数优势，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而赫鲁晓夫则召开中央全会，利用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优势，反败为胜，保住了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反倒把马林科夫打成了反党集团。”
胡平说，要说宣布戒严和赵辞职是政变，他觉得有些牵强。但是说六四大大超出戒严令的授权则无疑是成立的。他说，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学生闹得没完没了，也该戒严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戒严竟是那么残暴。正像许多学生本来想的无非是把学生赶走押走，顶多是非杀伤性武器。记得宣布戒严后，当局还几次宣布，军队不是对付学生的。
吴祚来谈政变和六四
中国问题评论员吴祚来
当年参加了学运全过程并在最后时间撤离天安门的学生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说，他早前发表过专栏文章，观点与吴国光基本一致。吴祚来也来到了美国。出国前，他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杂志主编。
他说，他曾指出：“邓小平身为一将或一相，却废掉了“三帝”，华国锋、胡耀邦、还有就是八九民运期间的赵紫阳，他们都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但邓小平拥有军事背景或军中高层支持，所以邓的宫廷政变倚仗的是枪杆子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指的是对抗国民党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政变，毛泽东敢于废止共和民主，发动文革搞个人崇拜，背后也是军中力量支持。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其实是军政府，谁是军政府元首，谁就是中共实际领导人，是不是国家席或党的总书记，变得并不重要。”
1989年6月5日清晨，一位市民站在北京长安街一队坦克前。
旅居美国的作家吴祚来说，邓小平从华国锋那里是夺权，但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权力剥夺，则是收权，总书记的权力本来就是邓小平这位军事首长赋予的，因为不满意他们的作为，所以就收回权力，从中共内部体制来说，它仍然是一次政变，因为只符合中共的潜规则，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公开的规矩，邓小平在八九民运期间是在家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他拥有了最终决策权，在动用军事力量之时，并没有让军委副主席行使党内或国家军事最高领导人赵紫阳行使其合法的表决权。
吴祚来说，邓小平的政变，是中共内部博弈在决定八九民运的最终命运，学生与市民们无论如何呐喊、示威，都改变不了党国机器内部既定的程序，这个党国机器最终驱动程序，动用坦克与枪杆子，残酷镇压了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