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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57 2019年8月21日 星期三

三十年声犹在耳: 六四亲历者回忆枪响时刻


资料照:在中国军队对抗议人群开枪后不久,北京市民把受伤者抬上平板车。(1989年6月4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以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结束,6月3日夜晚到6月4日凌晨北京城彻夜的枪声震惊了世界,也成为了很多中国人内心永远的伤痛。三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亲历者们对于那段过往有着怎样的回忆与感触?美国之音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采访了多位“六四”亲历者。

八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曾在天安门广场领导绝食请愿的王丹回忆说,刚听说政府开枪的时候他甚至不敢相信。

“(6月3日晚)我传达室的电话就没有断过。不断有同学在长安街找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了当然我知道这就是真的了。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敢相信,即使这样。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的情况下,大概有两到三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所以那两天我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想,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太过于震惊了。”

不过,被中国政府指控为八九学运的幕后黑手而流亡美国的作家、电视政论片《河殇》总撰稿苏晓康却表示,对于中共开枪,他并不吃惊。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因为邓小平从427大游行以后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什么邓家都躲起来了。他哪里是躲起来了,他去调军队去了!中国老百姓那时候那个幼稚啊!对共产党不懂啊!我们那时候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曾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智囊、因支持89民运而遭到迫害并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说,在他听到枪声的时候,他知道,中国发生变化了。

“(6月3日)晚上11点钟,我还在天安门广场,后来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开枪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当时我想离开广场,但是离不开的,因为人太多了。结果我从帐篷后面把线拆开之后离开广场的。到家也没有感到有开枪的问题。当时觉得很平安,第二天还可以正常地工作。但是睡觉睡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尖锐得多。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的阳台就在东总布胡同,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开枪了,感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时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的王军涛回忆了他在五棵松亲眼见到平民倒在战士枪口下的一幕。

“后来我就下车走到五棵松路边,看到一辆军车抛锚了,军车都是敞篷么,战士不断从里面往外打枪,老百姓就匍匐前进,弄了好几车砖头,’一、二、三’一块儿站起来,哗,那砖头真的跟雨似的砸上去。其实复兴大路那时候那个灯中间是黄的,战士在中间看不到两边,两边能看见车中间的战士。所以那个砖一上去,战士就噼里啪啦往外打枪。我就看见路中间躺一个人,我想那是第一个被打死的,就在路中间躺在那。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死不瞑目,他脸看着天,头流着血。因为那个黄光很黄,我也离得远,我也没法到前面去,就看着那个场面,我当时就觉得头皮发麻。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可能要有一个大倒退。”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当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运。他回忆了他目睹”六部口惨案“的过程。

人们用三轮车运送被军队开枪打伤的民众。(2019年6月4日)
人们用三轮车运送被军队开枪打伤的民众。(2019年6月4日)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美国读数学博士,但是在运动中期,学生绝食后,我就决定回去参加运动。在戒严后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北京参加运动。第一次听到枪响是6月3号晚上12点以后。当时我和一个朋友正在骑自行车从校园往天安门广场赶。因为6月3号一天,我们都在那堵军车啊,参加游行,感到非常的疲乏,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回到学校去洗个澡。洗完澡以后,骑自行车想赶回广场的时候,刚出校园的门口,大概刚过12点,听到第一声枪响。所以六四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我正在北师大的校园赶向西单的路上。骑在自行车上。当我们赶到西单的时候,部队已经边开枪边向天安门广场推进,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从前面被打死的学生还有市民抬下来。一开始我们还有幻想,可能是向天打的或者橡皮子弹,等等,还做这样的幻想。当我们到了西单的街口,那时候枪声一响,大家都往地上趴,再起来的时候前面就抬出几个尸体下来,当我们看到身上的枪伤的时候,就知道这都是真的。然后我们就在长安街和往天安门广场推进的部队拉锯。一会儿我们靠近他们,不开枪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有时候想试图用歌曲打动他们。但是一旦他们接到命令往前推进的时候,遇到阻力他们就会开枪。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有几十个人被打死。到了凌晨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就到了广场的前面,叫前三门大街,那个地方正好遇到从广场最后撤退的大概有400人,400位学生。我们就和他们汇合,然后,又从六部口回到了长安街上。就在那个时候,我将要上长安街的时候,从天安门广场开过来四辆坦克车,第一辆往人群扔催泪瓦斯,第二辆开机枪,第三、四辆就直接追着撤退学生的队尾压过去。当时我目睹了惨案,叫六部口惨案。当时四辆坦克车开过去时,是一片狼籍,大家先安静了一下后,每个人都在惊叫,然后就去抢救被压在地上的学生,有一些已经死去了。我们抬到平板车上,当时大概数了一下有十几位。所以那是我看到的六四屠杀最悲惨的一幕,也就是六部口惨案。在那以后,我们又呆了一段时间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校园,所以我在屠杀的现场一共呆了十个小时左右。”

方政当年是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在“六部口惨案”中遭到坦克碾压失去双腿。他希望人们能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亡灵。

资料照:天安门广场附近倒在被压变形的自行车中间的平民尸体。(1989年6月4日)
资料照:天安门广场附近倒在被压变形的自行车中间的平民尸体。(1989年6月4日)

“6月4号清晨大约6点,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3千名左右学生被戒严部队驱赶出天安门广场。方政就是其中之一:这只是其中一个画面的场景,这个坦克停下来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景,希望大家记住,在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从身后在追杀袭击了我们这些和平地撤离广场的学生。在那里,又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伤致残。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六四屠杀的一个见证者,一个幸存者,一个坦克下的幸存者,在这里,希望大家记住,记住1989年6月4号的那一幕,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亡灵。”

时为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教师、在天安门广场任“外省援京团”团长的曹旭云回忆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听到的枪声。

“我就在广场上,广场上留下了两千多学生吧,我和学生们在一起,一直到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被驱离广场。当时驱离的时候,我被棍棒打晕了,然后头上身上全流着血,昏迷了,被送到北京医院,在那里理疗了两天一夜之后恢复过来……太多了,真正的清场是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装甲车晚上九点来钟就开始有了,就开始有大规模的装甲车从东往西,从西往东,都有。广场四周全是枪声,在天安门广场城楼附近四周有零星的枪声,广场上并没有大规模的杀人,这个是对的。但是四周,那是太多的死伤。因为我一直都在广场,广场上哪个地方有死亡,哪个地方有死伤,在广播还没有打灭之前,都有传过来消息。有的是只知道哪个地方死了多少人,有些地方是知道死者的姓名,还有哪个学校。有些是市民,有些市民知道他的姓名,有些不知道。”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回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全副武装的军人之间的对峙,以及同学的死亡所带给自己的震动。

“6月3号早上我本来外出的,当时我觉得自己非常累,我就想换一个想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结果那天早上听到有一车武器被送到学生手里的消息,我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要镇压的信号,其实这车武器被学生送回了公安局而且拿了收据,但是学生在车上展示武器的照片到处流传。所以后来镇压之后,这也是被作为镇压的理由之一。到晚上的时候,下午我就到了人民大会堂附近,看到有军队试图从里面出来,被学生拦住,空气中弥漫着催泪弹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闻到催泪弹,就知道这次形势会很紧张。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月4日凌晨被驱赶走,我是最后从纪念碑南侧离开的,就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战争场面,而且战争的一方是全副武装的军队、坦克、装甲车、机枪,这边就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刘晓波那些人,坚持碰到任何武器都把它砸碎,所以绝对是手无寸铁的。但因为我在后面,就没有赶上坦克压人的时候,我就骑了一辆自行车,从那里往西,回到长安街,从长安街往西走,长安街上更是一片狼籍,当时有很多被烧毁的车,路边也有冲撞的痕迹,很多北京市民在那里愤怒地议论纷纷。我还记得从六部口往西一点附近就有人在墙上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我印象很深。从那儿走到木樨地大概是8点左右,就看到有人看到因为我身上戴了一个牌儿,当时晚上为了便于识别,写了我的名字,清华大学学生,有人看到就说,哎,你是学生,你们清华有学生死在这里,把我直接带到复兴医院。复兴医院门口的自行车棚里面,地上有四十多具尸体,大部分是白布裹着,当时看到是非常的震撼,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清华在那个地方,死去的同学叫钟庆,他是精仪系86级的。当时感觉这个国家是非常可怕非常残暴的,另一个跟我一样的人瞬间就消失了,就觉得人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周孝正说,那时候他们这些“老朋友”都为学生们揪着心。

“因为学生不撤啊,当时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揪着心啊,因为肯定要开枪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要开枪的,但是什么时候开?我们就揪着心。到了六三晚上、六四早晨,因为我们家住在前三门,车就进来了,坦克车、装甲车还有军队,手握自动武器,就进来了。到了大概是半宿就啪啪啪,就开枪了,远处就听见咚咚,爆炸声,但是我们听见的就是啪啪啪。我的楼是靠着前三门马路的,所以我在楼道里就看见军队,两边都是学生,或者说是老百姓,拦军车。那哪里拦得了,解放军一开枪就都跑了,我看得特别清楚。悲剧终于发生了。不是中国的悲剧,人类的悲剧终于发生了,两边撕破脸了,学生就跑了。本来学生让你撤你不撤,人家小平调兵去了,你们学生应该有对策啊,用现在的话,你们上井冈山啊,哪有这素质啊,一开枪全跑了。跑的跑,但是解放军真杀人啊,大约杀了不到一千,打伤大概五千多,我估计是这个数量级。打得当然没有血流成河,但是这也是一滩血,那也是一滩血。学生哪见过这个,打趴下了,完全超出他们的预料。开完枪后,小平也不在北京,6月9号电视台转播,小平把军以上干部召集起来,他讲话,他手当时都是哆嗦的,他怎么说的,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我知道,推卸责任呐。因为这事儿不是他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后果,因为党内有所谓右派,党内右派说,你看,你改革开放,得了,学生出来要推翻共产党,所以他得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现在的学生不如89啊,89年的学生都是有理想的,你现在再问学生,都是赚钱,现在就是一切向钱看.”

八九学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认为,三十年后反思当时的运动,“99分应该是有的”。

资料照:绝食学生向守在人民大会堂外的解放军士兵送冰棒。(1989年5月15日)
资料照:绝食学生向守在人民大会堂外的解放军士兵送冰棒。(1989年5月15日)

“八十年代是中国非常精彩的十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也是共产党的口号,也是中国人民的感觉。但是这个改革开放,共产党所愿意给的只不过是能够解除他们所陷入的经济困境,只愿意很被动的做一些经济改革。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向中国老百姓做了大量的承诺,会让中国走向更开放。当时学生走向街头,就是要求政府贯彻他们自己的承诺……首先,重来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也有必要来认真反思。三十年以后,反思的结果,我们当年八九年的学生,以当时那个条件,所做出来的每一个决策,都是经过非常慎重地思考的,也是在始终贯彻着理性的光辉之下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当时也许做的不到100分,但99分应该是有的。”

​历史备忘录 VOA视频: 六四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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