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一度认为，只要他不发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按照当局者的意愿做个顺民，像周围很多人一样，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人生就会一路向上。一场冠状病毒疫情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他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赵先生可以精确地说出他账户里仅存的金额：3325块8毛3分。“我真的觉得自己穷到谷底了，”他说。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普通百姓的日子尤为难过。
51岁的武汉居民杨元运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 他给妻子写下最后的留言：“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无处可逃。”几天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武汉封城一个月之时，美国之音联络了这座孤城中的普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他们渺小如尘埃，我们希望记录“尘埃们”的声音。
2017年5月2日，图尔荪托合提被送进家乡新疆和田墨玉县第一培训中心，因为他的老婆曾戴过面纱，而且他们总共生了六个孩子，比国家法律允许的多了四个。
“我一听就是狼又来了。”听闻中国广州星期一（2月11日）紧急立法，授权政府可在“必要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财产抗击疫情，这个念头一下子从宋永毅的头脑中蹦了出来。
陈秋实在哪儿？几天来，全世界都在问。北京时间2月6日晚间，就在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重症监护病房与死神搏斗之时，深入疫情第一线报道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人间蒸发。
北京时间星期五（2月7号）清晨，当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时，他们将无法在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找到那个叫李文亮的名字。尽管几个小时前，他的离世刷爆微博，牵动了数亿中国人的心。
2月4日，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一篇充满激情、针砭时弊的长文《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在网络上疯传。这篇文章很快在防火长城内被屏蔽。在海外，许章润的新作迎来广泛喝彩，在颂扬他的勇气和风骨的同时，也有人认为他似乎高估了“国民的愤怒”。
这个冬天，在中国，有很多人悄无声息地死去；还有很多没有感染病毒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遍及全中国的围追堵截。目标——武汉人。
星期二（1月2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拥有1760位万粉丝的官方微博账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似乎意在为这个月早些时候被武汉警方抓捕的八名“散布谣言者”正名。
武汉封城前三小时，黎学文带着家人逃离了这座被疫情包围的城市。在这个有着1100万人口的泱泱大城里，能逃离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要在围城中留守。
中国方面周二（1月21日）证实截止到周一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增加到309例,其中，湖北270例，北京5例，广东14例，上海6例，浙江5例，天津2例，河南1例，重庆5例，台湾1例。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把国家形势描绘得一片大好，还用时髦的“硬核力量”形容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有学者说，如今看来，习近平2012年提出的“中国梦”不过是一场幻梦。
6月底的一天，阿斯雅坐在家中，盯着电子邮箱里那24页中国政府内部文件，紧张得全身颤抖。这些标注着“机密”的官方文件详细记录了中国政府如何在新疆高度戒备的拘禁设施内对数十万穆斯林展开“洗脑”和对利用大数据实现对当地的社会控制。
大约两个月前，赛米热·依明江从北京的一位匿名消息人士那里看到一份官方文件。她的父亲、54岁的维吾尔历史教授、出版商依明江·赛都力今年2月被新疆地方法院以“鼓动鼓吹极端思想罪”判刑15年。
印尼女记者维比·英达（Veby Mega Indah）9月底在香港报道“反送中”示威时被港警发射的疑似橡胶子弹击中右眼，永久性失明。近三个月后。梦魇仍然缠绕着她。
香港旺角，入夜后，楼宇林立的西洋菜街上霓虹灯闪烁，鳞次栉比的店铺，光怪陆离的广告牌，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匆匆走过，少有人留意街头一个衣着质朴的老人。他叫吴本笃，83岁。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清场后，他每晚出现在这里，风雨无阻，迄今已经1800多天。
香港数十万示威者获得美国《时代》杂志2019年年度风云人物读者票选第一名。过去六个月来，这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示威者走上街头， 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民主为诉求的反政府抗议。
曾赴香港见证“反送中”游行的中国律师、被大陆封杀的网络大V陈秋实说，他被当局禁止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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