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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38 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中共加强意识形态管控 整顿KTV宣扬红歌


北京的一个歌厅因新冠疫情关闭。(2020年2月25日)

中国最新的产业监管大刀将挥向卡拉OK娱乐产业。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文旅部)发布的最新规定,自10月1日起,所有歌舞娱乐场所的卡拉OK系统都必须下架“政治不正确”的违规曲目。此禁令一出,多数中国民众哗然,纷纷大喊“管太宽”,而KTV业者则担心市场萎缩。部分学者分析,中共一方面禁所谓“不健康”的流行乐,一方面将爱党爱国的意识型态“娱乐化”,这是思想管控的两手策略,最终目的是要在明年的二十大前,以文化渗透的手段来强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

中共加强意识形态管控 整顿KTV 宣扬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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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旅部近日发布“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管理暂行规定”,将建立全国卡拉OK的违规曲目清单,且自10月份起,凡是违宪、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等内容的歌曲都不准再播。

文旅部表示,加强管理卡拉OK音乐内容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鼓励点播系统内容供应商提供“健康向上”的卡拉OK音乐,并在系统中增设“优秀歌曲专区”,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另一方面,则要求供应商必须增设人员自行审查歌词和伴唱带画面等内容,以揪出违规曲目、通报文旅部门并且立刻下架。

九类禁令 “封印”政治不正确曲目

最新规定洋洋洒洒列出九大违规项目,包括内容涉及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荣誉、利益,还有煽动民族仇恨、宣扬邪教等之曲目都将被打入黑名单。而禁令所涉及的主体,也不仅限于传统KTV,近年快速遍布街头、且市场规模于2019年已达140亿元人民币(21亿美元)的迷你歌咏亭,也要比照管理。

事实上,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卡拉OK曲目开铡。早在2015年,文旅部就曾透过大规模的“净网行动”,将120首歌曲列入黑名单,永久禁播“封印”。

从微博上网民的留言看,对于文旅部这次再推违规曲目,少数中国网民认同,宣扬“黄”、“赌”和“毒”的音乐内容以及靡靡之音都应该要取缔,但大多数人都是怨声载道。一位网民忍不住透过微博贴文抱怨说: “管的未免有点太宽了吧!”另一位网民则留言问:“什么是健康向上的音乐,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我有时候就喜欢丧丧的歌不行吗?”

还有网民语带讽刺地说:“天天唱东方红,只准唱东方红!”,“以后不唱红色歌曲,是不是不给进KTV了呢?”

KTV市场衰退 新规雪上加霜

除了民众不满,KTV业者则是忧心忡忡。他们说,面对官方越来越紧缩的产业监管限制,业者只能无奈接受。

在北京知名连锁卡拉OK担任技术主管的吴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各大量贩式KTV的点歌系统,都是由供应商直接供歌,也就是,消费者在包间里点歌时,直接连线到供应商的伺服器,KTV业者无从管控,因此,只要供应端下架某首歌曲,消费者不管走到那一家KTV,都一样唱不到。在此前提下,他说,这禁令从业者竞争和经营层面来看,也许影响不大。

但整体KTV市场近年已经快速萎缩,法规如果再趋严,只是雪上加霜。吴先生说:“当然是会有影响嘛!已经下雪了嘛,再多一层薄霜,当然是绝对不会是让这个行业更复苏。但我认为这个思想战开打是必然,因为东西方的媒体思想,斗争上越来越激烈。”

改革开放数十载,西风东渐,不少中国民众也越来越熟悉外来品和外国文化,包括来自英、美等国,充斥着情爱自由思维和个人主义的西洋流行音乐。遇上假日周末,三五好友相约欢唱K歌,学学畅销金曲,也跟上流行潮流,这是年轻世代颇为普遍的休闲娱乐之一。

事实上,卡拉OK自80年代引进中国后,就掳获了好几代中国人的心,尤其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荣景中,卡拉OK也被视为公务饭局后,拉感情、谈生意必备的余兴节目。

然而随着90、00后世代消费习惯转变,卡拉OK热逐渐退潮。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发表的《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截至今年(2021)3月,中国境内的卡拉OK餐厅只剩6.4万家,相较7年前全盛时期的12万家,几乎关了大半。

究其原因,有不少消费者抱怨,近几年KTV新歌越来越少、老歌翻来覆去地唱令人乏味。而且,比起走进包间才能唱歌,各式K歌APP和随身麦克风等新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更能契合年轻族群的需求。再加上,如剧本杀和密室脱逃等新型娱乐模式的出现,也让KTV快速沦为夕阳产业。

对于最新禁令,KTV常客的台商陈先生说,他并不陌生。陈先生自2006年起就在中国经商,他说,多年来早就习惯台湾人爱唱的歌曲,经常会因为政治不正确或是版权等各种因素而从歌单中突然消失。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说他早就练就了一套应对之道,那就是,把爱唱的歌曲存进U盘,然后找可以通融的KTV服务员,就可以播放U盘,不受限地唱自己喜欢的歌。只是规定不断趋严,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招能管用到什么时候。届时,上KTV唱歌也可能会少了许多乐趣。

即便KTV产业可能受到冲击,但分析人士说,这一波禁令代表中共已经展开了最新的意识型态整顿,除了严打“政治不正确”的音乐内容,还鼓励人民大唱红歌。

意识形态“两手策略”:禁流行乐、宣扬红歌

最新一波的红色音乐潮于七一中共百年党庆典上尤其达到高峰。当时,从主流媒体到网络视频,充斥的绝非流行音乐,而是类似“清华大学师生,以多语种唱国际歌”、“一百首红歌敬献给党”以及“红歌快闪”等一场又一场的“唱红歌”运动。包括井冈山等知名红色景区,也出现来自各单位及学校的队伍,专程前往当地唱红歌、重温入党誓词。

对此,研究中共宣传手段超过20年的台湾交通大学副教授戴瑜慧分析指出,中国官方一面限缩标榜自由气息的流行乐曲,一面推红色曲目以增加正能量,符合近年来中共宣传脉络的“两手策略”。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副教授戴瑜慧 (照片提供:戴瑜慧)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副教授戴瑜慧 (照片提供:戴瑜慧)

戴瑜慧曾透过论文中指出,习近平掌权后一改邓小平时期低调的意识形态控制,要求重新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优先位置,但当时他所处的是一个娱乐与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相较之下,共产党的政治文宣就显得僵化又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于是,如何让意识形态“娱乐化”,扭转政府和党媒的形象,并扩大渗入流行文化,以打造更容易被接受及喜爱的宣传文本,就成为近几年来,中共宣传单位的工作重心。

红歌披上流行外衣 迎合年轻世代

在戴瑜慧看来,近年来,为了达到意识形态娱乐化的效果,中共用了多种不同的手段。首先是找明星来唱红歌,例如,港星成龙跟台湾歌手张韶涵在百年党庆文艺演出中,高唱“怒吼吧!黄河”。其次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诱因,来吸引港台歌手创作贴近中国主旋律的歌曲。至于类似TFBOYS这类国产新兴偶像团体,更是一成立,就紧贴着党的主旋律,他们唱的歌曲不仅弘扬正能量,三名成员形塑的“学霸”跟“爱国好宝宝”形象,更使他们成为新时代的爱国典范。

就算是源自美国贫民窟的嘻哈文化,在进入中国的网络综艺市场后,其原本针对社会不公发出怒吼的曲风也能被扭转为歌颂爱国情操。例如,早在2016年,北大毕业生卓丝娜就写过一首饶舌歌(rap)“马克思是个90后”,歌词中把这位19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描绘成嫉恶如仇、为真理斗争的青年偶像。

今年党庆前,号称由百位说唱歌手共同创作,长达15分钟的献礼歌曲“100%”,更将外号为“东风快递”的东风导弹跟“犯我者必危险”等充满民族主义高涨的战狼语汇,都直接写进了歌词。

唱红歌表效忠 巩固领导权威

曾有中国学者直言,这样的歌曲徒具饶舌歌形式,却颠覆了说唱的核心价值,是彻底的红歌新唱,也像极了中共在井冈山时期,文工团所表演的快板。中国文化圈虽对红歌新唱,褒贬不一,但丝毫不损披上流行色彩的红歌成为表态效忠党国工具的效果。而且这样的表态得步步得先。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忠 (照片提供:沈有忠)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忠 (照片提供:沈有忠)

位于台中的“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忠告诉美国之音:“大家要唱红歌,来标榜他思想正确跟文化正确的这样一种风向出来以后,他可能就是抢在第一波的浪潮,第一个确保自己的安全、甚至是有未来升迁的一个可能,当你这样的苗头一出来以后,你错过第一时间的表态,你接下来再做就得不到奖赏。”

对于披上流行外衣的红歌,台商陈先生说,他也曾唱过,而且他认为,中共近年所创作的各类爱国歌曲似乎越来越好听了。他回想初到上海时,像他一样的台商总会学几首红歌,借酒酣耳热之际露一手,以拉近跟客户或地方领导间的距离。他说,他早期唱的是“咱当兵的人”或“走进新时代”这类经典老歌,尽管其高亢曲调很适合炒热气氛,但总觉得这些歌颂中共功绩的红歌,赶不上流行。但近年来,有些红歌颇跟得上潮流。

陈先生说:“21世纪的红歌它已经变成流行化了,你能够朗朗上口了,你能够让年轻人也会爱上它,而且是真的爱唱,可是它还是红歌,所以我们私底下都会偷偷说你这是隐形红歌。”

其实,红歌新唱浪潮其实并非习近平主政下的专利。早在2008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曾发起“唱红打黑”的政治运动。几年间,从校园到小区、警队到企业,所有人高唱红歌。中共甚至在2011年举办“万人红歌会”来庆祝其创党90年的党庆。尽管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治理模式备受争议,而他的政治生涯更随着他于2012年落马入狱后告终,但许多人至今仍记得,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视察重庆的习近平,曾公开赞扬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

红歌唱出个人崇拜

相隔十多年,同为红二代的薄熙来和习近平所推出的意识形态运动如此雷同。在学者戴瑜慧看来,那是因为中共早在延安时期,就相当重视笔杆子,只是因应不同世代,找出不同的艺文手法。她说,从当年的版画、民歌到如今的饶舌歌,背后的目的都一样,意在建立领导的个人崇拜。

戴瑜慧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只要他们要回到‘老子打的天下我来继承’(的思维),所以他要夺取正当性,那个时候的红歌有一个领导中心(毛泽东),那我现在回来继续唱红歌,我就是他(毛泽东)的第二代。”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忠也说,中共选在此刻整顿音乐内容确有是为了习近平明年的权力斗争在铺路。

沈有忠说:“从建党百年前后,大概都有一连串讯号显示中共对内部的管理有越趋严格的趋势,歌曲毕竟还是有一些动员的能力,利用这波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透过文化歌曲这种比较软的思想的紧缩巩固习近平的政权,来达成他在20大建立终身领导制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1970年代末,台湾歌手邓丽君以优美嗓音,在中国写下“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历史,也打开当代中国人的流行乐启蒙之窗。40多年后的今天,各界关注的是,当年邓小平开的这扇窗,是否会在习近平的强人意志下,逐渐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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