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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MeToo”两年后中国女权运动自下而上推动改变


弦子在走进北京海淀区一家法院前向支持者招手。(2020年12月2日)

12月2日周三夜里的北京,虽然气温徘徊在零度左右,不过海淀区人民法院外还是聚集了不少人。在前央视实习生弦子公开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两年后,这场官司终于得以开庭。

23岁的郭小姐那天特意调整了工作时间来到现场表达支持。她从弦子发声之初就一直关注着事件的发展。周三的庭审长达10个小时,她和志愿者一起为弦子录制加油视频,写鼓励的卡片,在网上直播现场的情况。

她用“感动”来形容那10个小时里的心情。她说,在现场看到有上百人和她一起来支持弦子。更是有在外地关注庭审的网友,用外卖给他们送来了食物、饮料和暖宝宝。

在过去两年里,弦子逐渐成长为中国女权活动的领袖级人物。这激励了郭小姐。

“这两年我看到(弦子)坚持为其他受害者发声,” 她说。“我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亲自参与这些重要的活动,去经历、去感受。如果可能的话,也去影响更多人。”

作为中国的“我也是”(#MeToo)运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案件之一,这次开庭也将两年来在网络上激发的热情带进了现实当中。法庭外聚集的人群几乎全部是弦子的声援者,他们举着”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我也是“、“禁止性骚扰”等标语,这在对聚众示威严格管制的中国十分少见。

庭审在周四零点进入休庭,下次开庭日期未知。关注中国草根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无论这场官司最终的输赢如何,案件能够开庭本身就是拥有了里程碑的意义。他们也相信,这样的进步离不开多年来民间运动的坚持和推动。

开庭本身就是惊喜

现年27岁的弦子表示,朱军2014年在化妆间对在央视实习的她进行了猥亵,包括强行亲吻。在报案后,警方对她和她的家人施压,最终没有立案。2018年,弦子在微信朋友圈公开讲述了她的经历,开始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但部分报道随后被删除。同年10月,弦子以性骚扰为由正式起诉朱军。随后朱军通过律师事务所否认了指控,以名誉权受损为由起诉弦子,并表示将追责“谣言散布者”。在指控发生后,朱军已经离开央视和公众视线,在他的个人微博上的活动也大幅减少。

中国公益组织“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去年的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7年,有接近5000万起案件进入中国司法程序,这当中只有34起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而在这34起案件中,如果除去劳动纠纷案和嫌疑性骚扰者的“维权”案,只有两起属于“一般人格权纠纷”,即提诉人基于受到性骚扰而进行维权的案件。但这两起也都以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

“(弦子)的案件非常重要,” 在耶鲁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中国法律的龙大瑞(Darius Longarino) 对美国之音说,“特别是因为这起案件中的被告方既有名又有权,这起案件能走这么远让人十分惊讶,但也很鼓舞人心。”

在周三的庭审结束后,弦子对法庭外的人群表示,她和她的律师团队向法庭发出了请求,包括申请参与此次审理的三位法官回避此案,申请人民陪审员,及再次申请公开审理并让朱军本人到庭。

龙大瑞分析说,一般只有在法官与案件有个人利益关联的时候才会被要求回避,但由于这次庭审没有公开,外界所能获得的信息不多,所以他只能猜测弦子发出这样的请求或许体现出她对目前的法官能否公正审理此案没有信心。他认为,申请涉及到的人民陪审员或许能从普通人的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弦子的案件,提高她胜诉的可能性。

中国的法律条文中直到2005年才出现“性骚扰”一词,直到2019年才将其认定为起诉的有效理由。龙大瑞表示,在那之前,起诉者只能通过其他理由发出指控,比如“人格权纠纷”。

龙大瑞表示,除了多年来受到的法律保护本来就不多,性骚扰案件中收集证据也不容易。很多性骚扰发生的时候,在场的只有受害者和加害者两人,除非受害者可以提供比如微信聊天记录这样的证据,不然能证明性骚扰发生的物证并不多。

另外,龙大瑞还认为,法官在受理性骚扰案件的时候也经常加入本人持有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很多时候会认为是受害方行为不检点,或是与加害者处于“暧昧”关系当中。

就算能成功胜诉,受害者一般收到的经济赔偿也不多,在几千元人民币上下。龙大瑞认为,许多受害者与其选择大费周折,付出大量精力和资源,只得到为数不多的经济赔偿,不如选择沉默不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外,在职场性骚扰方面,中国的法律并不要求雇佣方采取防范性骚扰的措施,性骚扰发生后雇佣方不会被法庭视作责任方,进行性骚扰的个人才是。而在美国,龙大瑞举例说,性骚扰发生后,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诉雇佣方,而受害者如果胜诉,雇佣方会被迫支付受害者数目不小的经济赔偿,而这也促使雇佣方主动去改善企业文化和规定,防止性骚扰的发生。

女权运动在中国

“我也是”运动2006年起始于美国,这个词意在鼓励受到身居高位的男性侵害的女性讲述她们的故事,并相互提供情感支持。2017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杂志相继揭露多起针对好莱坞有影响力的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ien)的性暴力指控后,这场运动迅速在美国蔓延开来,并在世界多国引起回应。

中国的“我也是”运动开始于2018年夏天,当时好几位女性在网络上公开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这些事件往往发生于大学校园内,受到指控的男性多为她们的教授。除此之外,演艺圈、公益圈、宗教界、体育界也都有位高权重的男性受到指控。

这些指控发出后,进入司法系统的并不多。以校园性骚扰案件为例,许多指控以被指控者受到行政处罚而告终。在网络上,虽然指控者们得到了大量支持,但同时受到的是不少批评、侮辱和攻击。弦子也透露,她收到了不明人士的电话恐吓。

从事性别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董亦歌教授认为,中国的“我也是”运动走过了坚忍的两年,而弦子案件的开庭有着符号性的意义。

“被起诉的对象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人物,” 董教授说,“他不单是一个普通的男性权威,他是国家媒体的著名主持人。”

不过,她也提醒说,虽然这两年“我也是”的影响力巨大,但在中国,推动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并不是开始于2018年。

她说:“中国从反家暴的立法到防止职场性骚扰的一些活动,是一个至少有十几年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小规模,到慢慢被大众接受,中间有很多的高低起伏。”

中国民间维权活动大多以遭到当局强力压制而结束,有关的消息则迅速受到网络审查,女权活动也不例外。2015年,呼吁大众重视公共交通上性骚扰行为的“女权五姐妹”---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武嵘嵘---一度被中国当局拘捕,但最终被释放。

虽然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打压,与其他民间维权活动相比,女权运动在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董教授认为,这当中的一大原因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数量庞大。

“你不可能通过压制一小部分人的方式来打压它,” 她说,“因为它关乎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场所...也正是因为这么多的人在参与,很多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诉求...它不是直接去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很多人真的在意的是自己的权益,她在社会中平等的机会。”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也认为,女权运动在中国当局眼中的敏感度小一些,所以活动的空间也多一些。而同为维权活动的工人运动受到的镇压强度就大得多。她举例说,两年前深圳佳士工人运动发生后,为工人维权的学生,至今不知下落何方。

另外,她说,在中国的网络上,有关女权话题的讨论质量相当高。“每当有一个性骚扰或者其他的女权话题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微博上讨论的热度。”

“自下而上”是关键

美国的“我也是”运动最初由黑人女性社运人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发起,随着时间推移和大众的接受,这场运动已经完成了“去中心化”,不再需要领头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汇集各方面的力量。董教授认为,这同样是“我也是”为什么能在中国持续下去的原因。

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我也是”已经主流化了,时常可以看到名人主动表示对运动的支持,而这在中国几乎没有。董教授说,虽然中国的“我也是”大多数时候不会触及政权合法性问题,但是一旦触及了,来自政府的处理将与其他维权运动无异。

另外,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偏见也是“我也是”在中国遇到的障碍之一。

以弦子为例,董教授把弦子叫做“完美受害者”,认为她表达能力出众,性格温和,但在关注女性权益以外的许多人看来,她依然被认为是在诬告。

“很多人还在期待着看到她败诉以后,等着看她的笑话,” 她说。

从“性骚扰”这个概念在法律中无处可寻,到允许以其为理由提起诉讼,中国的女性权益正在宏观上取得进步,无论阻力有多大,未来的路途有多遥远。观察人士们表示,虽然中国官方从未把这些进步的功劳归结于女权运动,但他们相信,民间力量的推动不可忽视

以《反家暴法》为例,董教授表示,虽然立法过程显示这是由妇联和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但这其实是由草根组织不断推动而带来的。她认为,2019年《民法典》允许以性骚扰为由起诉也是因为官方意识到了民间的强烈诉求。

“我个人认为是绝对有关系,但是官方的叙述里它不会这样去解释。”

龙大瑞也认为,包括“我也是”和女权运动在内的草根运动最终造成了中国高层的回应。

“我没有十足的证据或者内部信息来证明这一点,” 他说,“但是自从‘我也是’开始后,你能看到官方加快了对性骚扰在政策上的回应。”

两位专家也都认为,推动女性权益的保护,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需要潜移默化的观念改变。

龙大瑞说:“这有关人际关系、性别在社会中的运作、性别不平等的运作、人和人之间权力的运作。这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改变。在全世界哪里都一样,这个广泛的改变需要发生。而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改变,人们才能相互影响,在全社会各个角落激发讨论。”

董教授表示,在中国,女权同温层的扩大来自于大家在网络上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讨论。

“在这种长时段的文化阵线、社会阵线上的建设是有意义的,” 她说,“尤其是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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