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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49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迈向第六年 中国主导之“亚投行”成效低于预期


资料照: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位于北京的总部大楼

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亚投行)自2016年正式运转至今即将届满5周年。透过此一国际金融组织,中国一度展现出要争取亚洲金融霸主地位和发言权的雄心。但五年过去了,“亚投行”成效如何?它挑战了过去欧美所主导的国际外援秩序了吗?

迈向第六年 中国主导之“亚投行”成效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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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亚投行”的发展并不如预期,也未曾有过任何改变投资银行圈内生态的壮举。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亚投行”对外投融资的态度渐趋保守。他们说,中国除了疫情外,近年还深受洪灾、猪瘟和美中贸易战等“内忧外患”之苦,因此,中共党内对国家主席习近平这类对外“大撒币”的外援路线其实不无质疑的声浪。

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表示,“亚投行”之运作无异于其他多边国际组织,并非如外界所批评地的“中国色彩浓厚”。而且其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亚开行)等姐妹机构也多有合作,发挥了相当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发展未如预期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士杰(照片提供:林士杰)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士杰(照片提供:林士杰)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士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受限于营运和资产规模,“亚投行”的发展和美、日所主导的亚开行仍有不小差距。且观察习近平7月底在第五届年会的致词,当时他未提对会员国或“一带一路”国家的援助,反而只谈多边合作,这基调与“亚投行”创立时所设下的援助导向或提倡亚元的方向显得保守许多。

林士杰说:“现在会员国对于亚投行的发展,不管是资产规模或者是它的经营的状况都不如预期。就是,它的资产规模大概只有亚洲开发银行的八分之一,如果以300亿(美元)对2500亿美元的规模来看,发展得不如预期。”

“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亚洲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创立目的是为了要提供亚太地区开发基础建设的资金,促进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且不以营利为目的,要兼顾政策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

“亚投行”之设立划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象征中国由一个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转型成一个有能力援助其他发展落后国家的资助国。

“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前三大股东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其认股比例分别为30.8%、8.7%和6.8%左右,但截至9月底的最新财报显示,该行资产只有约308亿美元,而负债也高达近107亿美元。

“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 (照片提供: 傅立泽.霍伊)
“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 (照片提供: 傅立泽.霍伊)

成立5年来,“亚投行”的会员国已由57个创始国几乎倍增至103国。其中,七大工业国(G7)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相继加入,只有美国和日本仍处于围堵的态势。且据习近平指出,“亚投行”5年来已为会员国提供了贷款总额达2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

对此,《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当然越多越好,不过,会员数多寡与其成效不一定有绝对关联。他说,“亚投行”这些年对亚洲基建的贷款融资相当审慎、但也相对保守,几乎没能如当年外界所言之夸夸地会挑战到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

中国没有魔法棒

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它没有做出什么改变投资银行圈生态或版图(game changer)的创举。我们必须切记,中国并没有什么魔法棒(magic wand)、可以挥一挥就马上改变现存既有的诸多问题。”

位于新加坡的霍伊说,针对国际投行业务,中国是后起之秀,本来要挑战既有秩序或国际典范就有一定的困难度。再加上,亚洲需要融资的基建案虽多,但真正高品质的好案子并不多。他说,相较之下,中国国企银行对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融资案就积极多了,虽然,陆续有好几个联贷案都已出现了问题。

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的投融资案,中国的“大撒币”时常招致引发借贷穷国落入“债务陷阱”的批评。

对此,霍伊说,借贷国的债务危机不尽然是“亚投行”所引发的。但相较于已开发国家的新冠疫苗注射进度,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仅受创严重、而且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脱离新冠疫情的阴影,这对没有债务豁免(debt forgiveness)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无法完全掌握借贷风险,再加上,缺乏与这些借贷国交涉的经验,未来的处境应该非常棘手。

林士杰则表示,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借贷国的还债能力,使得“亚投行”上半年的获利和资产都出现严重的减损或者呆帐。由于,其资产规模并未如预期那样快速扩张,因此,“亚投行”要以现有规模去应对目前的资产和获利减损,林士杰说,可能难为,这或许也是逼使北京当局做出“亚投行”要改采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对有资金需求的借贷国,其国家信用评等和债信一再因疫情惨遭下调。

大撒币引发路线斗争

除了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境内因疫情、洪灾、猪瘟、民企激增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动荡,也有待政府拨出资金纾困。在此前提下,林士杰说,习近平此时若还在对外慷慨撒币金援,中共党内对此难免不无微词,而这样的路线之争也恐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地位。

林士杰说:“我相信,现在中国内部对于到底是不是要继续金援这些新兴国家,其实已经有两派看法,甚至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就是说,如果你(习近平)的路线遭受到质疑,没有先顾国内的经济、先把体制稳住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当局的政治地位会有一些影响。”

林士杰说,目前“亚投行”策略调整的迹象不明,不过,其发展前景应该和中国的内外局势息息相关。虽然习近平倡昌言多边合作,但本质上处于竞争关系的“亚投行”和亚开行未来是否有机会合作,要看美国和日本的态度。

霍伊则说,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永续发展或医疗体系的建立,两大亚洲投行确实责无旁贷、应该携手合作,但“亚投行”的中国色彩浓厚,其透明性和独立性也屡遭质疑,再加上,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度持续降低,这些都为其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新闻局局长Laurel Ostfield(照片提供: 亞投行)。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新闻局局长Laurel Ostfield(照片提供: 亞投行)。

对于观察人士的针贬,“亚投行”新闻局局长Laurel Ostfield以书面方式回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说,拿成立只有5年的“亚投行”和成立已有50年的“亚开行”对比并不公允,是“苹果比橘子”。至于贷款策略保守,她说,那是因为“亚投行”重质不重量。

她说:“针对我们所经营的国家,我们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对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永续度所带来的影响力。”

Laurel Ostfield表示,“亚投行”会定期评估内部政策,以期做得更好并追求更高的透明度。

至于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环保人士的抨击,她也回覆:“亚投行”设有“开门政策(open door policy)”和机制,也就是,所有受到基建案冲击的相关利害关系人都可以直接向该行投诉。针对这些投诉,她说,亚投行会成立小组与客户密切监测该计划之执行是否符合该行对环境和社会保护的方针,若有违背处,也会介入调查,不会置之不理,针对部分計畫的赔偿方案也会在网站上公诸于众。

真正的多边国际组织

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James Nolt)(照片提供: 詹姆斯诺特)
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James Nolt)(照片提供: 詹姆斯诺特)

相较于负面评语,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James Nolt)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则对“亚投行”的评价正面,两人皆认为其运作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如亚开行或世界银行,并无不同,是真正的多边国际组织。

位于美国的詹姆斯诺特向美国之音表示,“亚投行”虽才创立不久,但就会员数来看,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资银行。虽然其贷款审核过程严谨,使得它的融资总额度远落后亚洲国家的成长速度,但他说,“亚投行”这几年的投融资额一直在快速成长,未来五年的投资组合规模应该还会持续扩大。

詹姆斯诺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确影响了借贷国的还款能力,但他认为,各国应该也会相对应地遵节支出或找其他财源。至于债务陷阱,他说,这是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普遍都可能会面临的苛责,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础建设都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未来挹注的进帐大多能用来还债。不过,他说,部分项目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贪污或执行不力而导致败局,但那得视个别状况的发展。

他认为,基建需求庞大的亚洲现在有两大金融组织来提供贷款援助,这是很正面的发展,虽然其背后的主导国各异,而且新成立的“亚投行”的透明度也还有待加强。

据南华早报报道,“亚投行”在印度及孟加拉的投资建设计划,曾遭当地的环团人士怒批为“不透明、又危害环境”,且造成计划附近数以百计的家户人口被迫出走,又不给付赔偿金。

他说:“(亚投行的)透明度或许不理想,但考量到,大多数的国际投资其实都透过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银行,所以,即便其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我(仍然)认为,亚投行目前的运作其实和其他银行并无差异。不同的是,中国认股超过四分之一,因此,具有较高的主导地位。”

亚洲基建资金需求高

据亚开行于2017年发布的《应对亚洲基建需求》报告指出,2030年前,亚太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需求预估超过 26 兆美元,平均每年有超过1.7兆美元的资金需求。

詹姆斯诺特也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亚投行”的作用,毕竟大部分的国际投资案都主要由民营银行承贷,“亚投行”等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担保贷款或者提供补充性贷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 (照片提供: 德赖斯代尔)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 (照片提供: 德赖斯代尔)

而德赖斯代尔教授则说,“亚投行”虽由中国主导,但其运作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一样,必须向理事会负责,而且也大致和“一带一路”脱钩。

“亚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质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为北京当局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提供战略和融资服务。不过,“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近期在外媒访问中特别澄清,中国只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一员,且“亚投行”不向中共负责,而是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现由该行82个正式成员国的高官组成。

中国籍的金立群在加入“亚投行”前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也曾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任职过。他于7月获连任,开展其第二个五年的任期。

另外,德赖斯代尔教授说,不管在政策面、融资管理、还是借贷国的核款,“亚投行”都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已建有合作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愿进一步深化合作。

德赖斯代尔向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亚投行就其内部事务、其与姐妹机构之关系的经营,诸如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都表现得像一个合作性很高的多边组织。”

单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赖斯代尔认为,中国透过“亚投行”正在发挥很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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