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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3:47 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劳工组织:“一带一路”加剧海外中国劳工被强迫劳动


在印尼德龙公司的中国工人(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你不去不知道,等你去了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在那干活了,再也不想出来去打工了。” 曾在印尼的中国公司打工、现已回到中国的何平告诉美国之音。

位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星期五(4月30日)发布新冠大流行中“一带一路”中国工人被强迫劳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在向世界扩展实力的同时,也把侵犯人权的模式扩展到全球。中资公司把大批中国劳工带到各国打工,使用他们惯常的做法:扣押劳工护照、以非工作类签证雇工的方式控制劳工;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这种做法更加剧了强迫劳动现象。

何平打工的公司是印尼中国永青集团下属的镍矿冶炼厂。永青集团被称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印尼的“早期重要成果”。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3岁的何平2019年10月到印尼永青集团旗下的纬达贝镍业有限公司打工,本应在2020年3月底回国。疫情爆发后他被留下继续工作。

“工地上有一种病毒,” 何平说的是去年7月。“当时也不肯说,也不能瞎说,都说是病毒性感冒,先是别人有,然后我也有了,(问:你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我也不好说,你说是吧,也没有证据,反正就是一种怪病。”

一个多月后他跟着其他工人撤离回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等候航班前的新冠检测中,他才知道自己已经中招——被测出阳性。

印尼中国永青集团镍矿厂工人何平的短信截图(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印尼中国永青集团镍矿厂工人何平的短信截图(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得到核酸检测报告后,我的心沉下来,真的就想哭,”何平在写给朋友的短信中说。他在那里隔离了66天。

“那个旅游车大巴把他们送到机场去了。我也没办法,眼巴巴看着,我拄着两个拐杖,看着车徐徐地朝机场开去。”何平回忆道。

何平的拐杖是7月里那天他感到不舒服想去医务室看病、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拄上的,当时病没看成,腿却摔坏了,“我跌下来就站不了了,”何平说。

“你到宿舍休息休息吧”,医生这样告诉被担架抬去的何平。他在宿舍躺了整整一个多月,直到回国后就诊才知道,胯关节骨头断了,“在那边没治,整整拖了123天,时间长了骨头坏死了,耽误了。”何平痛苦地说。

现在他做了置换手术,换上了陶瓷人工关节。但是,他虽扔掉了双拐,却不能再做电焊工了,“蹲不下来,上厕所不行。烧电焊,必须蹲下来。”何平说。

回想这一年,何平说,“总共工作了8、9个月,赚了8、9万块(人民币),除去各种开支,现金拿到卡上只有7、8万块钱。” 但置换手术他自付了将近7万。

现在何平唯一的盼望就是公司能给他报销这笔钱。但已经请第二位律师打官司的何平觉得希望似乎不大,因为公司不承认这是工伤。

“出国嘛都是家里条件差啦,赚不到钱啦,在国内工资赚得少啦,”何平总结说。“都把国外想得那么美好,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等你到了那边打工之后,只要下了飞机,做了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每个人都感觉到后悔。后悔也没用了,你护照都被收了。”

根据印尼《劳工法》,雇主必须保证外籍雇员获得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社会保障的权利。

假如说何平的遭遇可能有着疫情加意外的偶然性,那么,中国工人在海外打工,护照被公司扣押却是他们的普遍待遇。

95%以上中国工人护照被公司收走

“大部分,几乎95% 以上的(中国)工人,他的护照都是公司拿走的。公司是直接把他们的护照拿走的。”在印尼做义工的黄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所以很多人回家他没办法自己走,他必须要通过向公司申请,公司不让你走你就没办法走。甚至有人偷偷跑出来以后就没办法了,他还得回去。” 属于当地一家基督教团体的黄先生说。“因为要跟大使馆申请求助,使馆还是先要去跟公司联络,那你还是要回公司去。”他补充。

这种情况不仅在印尼如此,在阿尔及利亚也一样。 “一下飞机就把护照要走了,几乎都是这样的。” 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公司打工的郑卫军告诉美国之音。

扣押护照违反中国法律。中国2007年实施的《护照法》规定,护照是中国公民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扣押护照。”

44岁的郑卫军是个水电工,河南人,先在阿尔及利亚的武汉林夕工作,后来到中铁公司工作。他说,到今年5月他在外打工满3年了,没回过家。

去年,他与林夕的两年合同到期,因为疫情,虽然合同规定来去是由公司负责旅费,但老板说,要回去必须自己付钱买机票,“要3万多(人民币)”,于是他选择了留下,转到中铁工作。

“合同以前我看过,”郑卫军说。“说是如果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甲方负责把乙方送回国,然后老板说这种(疫情)是不可控因素,所以就不给机票钱。”

合同到期后郑卫军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但签证已过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黑户”了。

“我们是黑户,(因为)是商务签(证)嘛。合法的是工作签(证)嘛,不合法的就是旅游签(证),现在没有旅游,都是商务签,”他说。

根据阿尔及利亚的签证规定,商务签证发给需要前往旅行的外国人,如商人、公司代表或外国公司雇员,但持有人无权在阿尔及利亚工作。

用商务签非法打工的“黑户”

“在这个国家,小公司黑户都比较多,多数公司都是黑户,”郑卫军说。他还没有把护照交给新的公司,不过他要回国最终还得靠公司帮他解决“黑户”出境问题。

“回国的话就是老板负责给你买关嘛,”郑卫军说。“我听我们公司人做过,就是让你去监狱蹲个两三天,然后挂个牌子,好像类似认罪一样,呆两三天然后把你放出来,签个字,公安局(警察局)类似备个案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印尼是全世界红土镍矿储量最高的国家。镍矿不仅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料,更是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制造商争夺的资源。2014年印尼出台原矿出口禁令(加工过的矿产可以出口);现任总统佐科上台后宣布2020年1月1日禁止镍矿出口。印尼政府将此视为从原材料出口大国转型为现代制造业大国的良机。

据报道,中国有6家企业在印尼从事镍矿开采、冶炼、轧钢生产,其中年产量超过百万吨的只有两家:青山集团和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德龙公司是在印尼从事镍业生产的第二大中资企业。从德龙公司出逃的“一名匿名逃亡者”(受访者要求用此称谓)说,他因为倒卖了公司的旧电缆被工人举报,两次被德龙公司送印尼当地警察局;第二次,被警察局关了两个月后送回德龙公司;但回去后继续被德龙公司关了8个月,总共被关10个月。他说,他写了认罪书,愿认罚,但德龙公司没有给他任何说法。

德龙公司匿名逃亡者被拘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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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份,是开斋节前警察把我送回去的,一直关到今年1月27日从德龙公司里跑出来的,我把后窗户栏杆拆掉,从后窗户跳出来了。”

逃亡中他曾想以丢失为由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要求补发护照,但后来发现,德龙公司把“所有中国工人的名单报到了大使馆,大使馆只要查到你的名字就不会补发你护照。”他说。

他说,逃跑的不止他一个。“去年5月有一名工人跑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找中国使馆补发护照,被使馆劝回公司,他回到德龙公司手机被没收,被关起来了。”

今年1月和3月又有3名中国工人从德龙公司跑出来,在无法从中国使领馆补发护照的情况下,现在他们正考虑通过其它途径回国。

印尼基督教团体的义工黄先生说,据他所知,在印尼打工的中国工人很大一部分是非法劳工,他们的数据在合法统计数字里是找不到的。“只要是我接触的人中,90%他的签证都不是工作签证,都是商务签证,”他说。

根据印尼法律,商务签证是有效期60天的单次入境签证,可以延期4次,但不允许在印尼受雇。

“这也是他们回不去的原因,”黄先生说。“他们本身的身份就有问题,他要去申诉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他们滞留越久越有风险,移民局的人随时可以找借口把你抓起来,因为你的身份有问题,所以公司也拿这个变成工人的一个把柄,你必须通过公司来延续你的签证。 ”

黄先生帮助滞留印尼的中国工人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接受采访之时,黄先生说,滞留雅加达的中国工人至少还有80多人,而德龙旗下的德信钢厂有3、400名工人的合同已经到期仍然无法安排他们回国。

德龙公司的匿名逃亡者说,用商务签证进入印尼打工,印尼政府应该很清楚,“这么多,几千人过来办商务签,移民局——因为商务签只有两个月,这么多人过来办延期,你会不知道?”

疫情爆发后,印尼政府推出新政策,商务签证可以一直延期到疫情结束。

记者向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发了要求查询信件,希望他就扣押护照、非工作类签证和德龙公司关押员工的做法做出澄清或确认,也给青山集团和德龙公司发去了同样的询问信件,但至截稿均未获答复。

“一带一路”输出侵犯人权模式

4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博鳌论坛讲话中说,“‘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在纽约的中国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在向世界扩展实力的同时,实际上也把中国侵犯人权的模式扩展出去了。

周五(4月30日),中国劳工观察发布调查报告,指出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二国家的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把大量中国劳工带到世界各地打工,造成了严重的强迫劳动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认为,扣留身份证明文件跟限制行动自由、恐吓和威胁等其它手段一样,是认定强迫劳动的指标之一。

当中国工人的迁徙自由权哪怕被暂时剥夺,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工作中遭遇的种种不公不义,以及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除了忍声吞气,没有更多选择。

德龙公司的工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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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观察从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对22名在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工人进行访谈后发现:

“护照被扣留、限制行动自由、超时工作、没有节假日、拖欠工资、被迫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的招募行为和虚假承诺、和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工人如果想离职会被收取强制性的高额违约金、生病和受伤得不到医疗、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工人的言论自由受限、带头抗议的工人被惩罚“等。

印尼德龙镍业的一名失明工人(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印尼德龙镍业的一名失明工人(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报告说,印尼德龙镍业一名中国工人,在2020年7月27日干活时左眼受伤。他找分包公司现场负责人要求看医生,负责人不但不让他去治疗,还叫来驻厂保安把这位工人拘禁了三个多小时,后来在工人强烈要求下送医院,但当地医疗条件太差,无法处理眼外伤。第二天,这名工人请求安排回国治疗,但分包商表示,总包公司不允许工人回国,并告诉他,“眼睛瞎了就瞎了”。

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中心研究员、律师何宜伦(Aaron Halegua)认为,根据国际法或美国法律,被迫不断工作,或没有离开的自由,就是强迫劳动。他说:“这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胁迫,而且还意味着心理上或经济上的胁迫。例如,雇主可以威胁说,如果离开工作岗位,该工人将被移民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或者,由于离开工作岗位,他们需要偿还巨额债务或没收工资,因此可能受到经济胁迫。”

这名工人害怕遭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接受媒体采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印尼义工表示,他在国内的亲戚已经遭公安威胁,让他不要发表滞留印尼中国工人情况的文章。

中国劳工观察表示,去年新冠大流行以来,在印尼、约旦、塞尔维亚都爆发过滞留的中国工人要求允许他们回国的抗议。

德龙公司海外中国工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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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尼的一带一路项目仍在继续扩大进行,包括青山集团和德龙镍业都在网上发布招工启事,招聘从学徒到工人到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不同岗位。

根据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对外劳务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48万人,年末在外务工人数99.2万人,截至2019年末,我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已突破1000万人次。”

但中国劳工观察说,这个数字不包括通过非法蛇头、黑中介或者自己出国打工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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