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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37 2018年9月23日 星期日

中国开审涉谍日本人再浮现日本谍影风波


日本外务省 (美国之音记者歌篮拍摄)

中国杭州法院周二(7月10日)判决一名日本人2015年5月在浙江温州涉嫌间谍活动的罪名成立,判刑12年。这是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反间谍法》以来,先后共逮捕8名在中国涉谍活动的日本人中,首次开庭审判的案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等日方人士出席了旁听,宣判后也引起日本议论。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对此表示,司法程序还在继续,日本政府不便评论。但站在保护国民的立场,希望尽可能地支援。他还对案件是否影响日中关系说:“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并邀请安倍首相访问中国,日中双方努力不要让改善关系的基调受影响很重要。”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记者会上说:“请你相信中国法治国家处理有关问题,也会依法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权利”。看起来中国无意拿间谍案来针对日本的立场。

情报合作者

2015年中国首次依照《反间谍法》逮捕日本人后,菅义伟在记者会上罕见地坚决否认日本从事间谍活动,他说:“作为我国,绝对不从事间谍行为,我也想在此向其他国家强调这一点”。

日本到底有没有向中国派遣间谍、中国为什么指控一些日本人犯有间谍罪,日本社会舆论对中日政府的说辞都半信半疑,而反应则因不同个案起伏。

这次在杭州法院被判刑的54岁日本人岩濑崇大,是日本爱知县人,被捕时是爱知县一家在名古屋和上海有分公司的调查、人材公司的经营者之一。岩濑在温州一个海警基地外拍照被捕。同一时期还有一名在辽宁省中朝边境被捕,父亲是朝鲜人、母亲是日本人的“脱北者”,据日本传媒报道,该名3岁随父母去了朝鲜、1998年跟母亲逃脱朝鲜、2003年回日本并定居神奈川县的“脱北者”因不擅日语,在“弹子房”(赌场)打短工,每月去中朝边境给朝鲜亲戚送钱、送物资。中国称他们认罪并称受托于日本公安调查厅。

月刊《Sapio》等不少日媒在揭发两案同时,也披露了日本政府自1995年奥姆真理教案发后,为了监视该教衍生的团体、监视在日朝鲜人团体和9·11事件后防恐等,拨款加强收集安全情报的功能,为此公安调查厅、警视厅、国家安全保障局、外务省等政府有关部门各自构筑情报网,其中公安调查厅还有任意收买信息之策,卖一组照片可获普通打工月收额,诱来“合作者”门庭若市,却没人受过间谍训练。

中日人脉案

报道引发日本社会舆论哗然,责问政府乱用税金的责任,网络上还喷出“海警基地外观?零价值”、“中国杀了这些国库蛀虫才好”等留言。

东京广播电视(TBS)记者竹内明整理他的采访,著书指出2013年7月旅居日本的华人教授朱建荣在上海被捕,也与外务省、公安调查厅有关。书中还引述公安调查厅的官员称:“被中国逮捕一次的合作者,存在被迫向中国情报机构誓约今后合作的可能性,即存在作为双重间谍返回日本的可能性,所以就不再用,这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与日本政府的谍报战。”

朱建荣案以后,到去年为止,还有其他旅日华人教授在中国被捕、随后获释的报道和消息。

2015年6月,中国又逮捕了一名从事日中交流工作的北海道“日中友好人士”和一名在东京经营日语学校、加入了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女士。2017年7月去北京参加日中交流活动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被捕。

在日本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国民对中国印象不良的大环境中,社会舆论对亲中人士被捕案的出现了“活该”、“笑看亲中人士自投罗网”等幸灾乐祸的反应。

2017年3月与大连“连和源温泉开发公司”合作的千叶县地质调查公司“日本地下探查” 6名员工在山东和海南省因探查泉源涉谍罪被捕后,日本舆论首次显示了同情与疑虑。尽管后来4人获释、2人被起诉,但该案令不少因公要出差中国的日本人风声鹤唳。

间谍的定义

记者多次听日本友人说接获去中国参加研讨会等邀请,但犹豫去不去,有人为了去中国使馆申领公务签证,重做护照来避开中国查看其行踪记录。

2017年5月再有一名日本人在辽宁省被捕,中国外交部说明是“怀疑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正接受调查”。 2017年底以前,上述被捕的8名日本人全被正式起诉,其中铃木英司据称在2017年8月已通过非公开审判。

由于舆论不大同情和关心,日本虽通过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亲中政要与中国交流时提出释放要求,但并不积极,上海领事馆官员这次获准旁听审判或与日中的交涉有关。

曾驻北京的日本纪实作家福岛香织 (美国之音记者歌篮提供)
曾驻北京的日本纪实作家福岛香织 (美国之音记者歌篮提供)

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纪实作家福岛香织指出,中国逮捕涉谍活动的日本人在2015年中国实施《反间谍法》之前已有记录,包括1996年日本驻中国武官与美国驻中国武官去海南岛被捕、随后被驱逐;2006年创办《中日经济新闻》的原博文被控收集中国领导人健康情报被捕;2010年一名日本人考察地质环境在新疆被捕;2014年一名日本人在甘肃测量地质被捕。

福岛认为包括2015年以后被捕的日本人间谍案在内,算得上间谍活动大概只有两次武官案,但这些是武官的职责,所以只有驱逐。其他个案按国际定义都谈不上是间谍活动,只基于中国的独特标准。例如日本人用手机上也有的GPS(全球定位仪)功能去登山、远足,但在中国就违法了。日本人在北京登山,很多景点地图上没有,那就会想带GPS,但谁会想到北京山区有许多军事设施,带了GPS就是涉谍活动;全世界都玩的Pokemon Go(精灵宝可梦Go),在中国就不能玩。

手段与筹码

对于日中友好人士涉谍被捕,福岛认为中国把日本间谍描绘得无处不在,是习近平政权牵制日本和国内亲日派的一种手段。例如《环球日报》说,现在日本正议论防范外国人收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就是牵制日本把一些明显的中国人作主要对象。而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对《环球时报》说:“平时与日本人交流,他们对中国各方面讯息非常感兴趣,问各种内幕。中日关系比较好的话,这样的方法容易获得中国情报,现在关系不好,中国情报的必要性上升,就不得不利用人的间谍行为”,福岛认为这话更意味深长地说明,关系好时的普通讯息在关系不好时变成情报。她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政权下加强指控日本间谍”。

福岛还说:“从一些旅日华人教授和日中友好人士被捕原因来看,我怀疑可能也是习近平政权把过去构筑中日关系的人脉视为一种妨碍的结果。她指出特别是80年代起日中培养的人际关系多半是胡耀邦(前中国领导人)的共青团人脉,几乎没有习近平个人对日本政府或民间的人脉,共青团时代参加过日中青年交流的夫人彭丽媛,恐怕是习近平身边唯一与日本有关的人。福岛说:“习近平的权斗主要目标已从上海帮转为共青团,令人怀疑权斗与捣毁日中关系人脉并非完全无关,去年被捕的4名日本人中据说有两人是卷入了中国权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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