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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6:51 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长沙富能发起肺炎国赔 受害家属求偿路遥遥


武汉医护人员在抢救一病危新冠病毒感染病人

新冠肺炎自去年12月爆发以来,中国至今已累计有八万人确诊、近三千人死亡,除了染疫当事人个人受害,此疫情传染势头之烈甚至出现一家数口惨遭“灭门”之况,针对这些无辜染疫病患和其家属在人身健康和财产上的实质损失,长期关注公共健康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主张,中国各级政府和疾控单位未及时公报疫情、明显有行政疏失、尤其是疫情发源地的武汉市政府更应坦然面对过失,设立赔偿基金,以国家赔偿的方式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以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长沙富能公益机构于上周三(2月26日)发起义务为染疫伤亡家庭依法追责索赔之行动,召集家属举证并委托公益律师、向相关责任单位提出申请财产和精神损失的诉求。

刻意隐瞒肺炎疫情

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说,中国政府于疫情初期的刻意隐瞒,是疫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逾70个国家大爆发的主因。

他说:“政府掌握人传人的讯息之后,没有对外公开,它只是内部通过防疫系统去传达这样的讯息,然后外边有医生泄漏出来的讯息,它还公开说,这是谣言,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人耽误了很好的防疫、或者治病这样的措施。”

新冠肺炎在湖北武汉的首位零号病人于去年的12月8日就出现病号征状,当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就依据病患检测报告发出类似SARS传染病的警讯,然而,他的吹哨非但未受到当局的重视,还连同其他七位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遭到辖区派出所以造谣者身份训诫,中国的疫情一直要到今年的1月20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后,才逐渐浮出全貌,等于整整错过了近两个月的防疫黄金时间。

杨占青说,因为官员隐瞒,造成防疫缺口、加速疫情的扩散,也因为隐瞒,使得病患必须以自费的方式求诊,而十数万高昂的医药费让不少人却步,而未被收治的结果就是回到社区,加剧社区群聚感染。种种环节下,下至地方、上至中央政府和疾控中心、乃至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渎职、不作为,都摆脱不了防疫疏失的政治责任。

国赔立案难?

不过,基于举证难度,目前富能的诉讼策略是希望集中火力,代表家属向武汉市政府提出损害诉讼,因为,武汉不但是重灾区、地方官员也曾向媒体公开坦承疏失过,成案的机率较高,而依据的法律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该条文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该条文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损害赔偿诉讼,法界都认为,难度很高。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所指的单位,不能太拢统,必须和受害者有直接的损害关系,例如,受害者所属的工作单位、或其使用产品的制造商等。如果,被告是某疾控单位,这样的诉求也许还能成立,但若剑指武汉市政府,恐怕太过牵强,更遑论其他各级政府。

另外,新冠肺炎传染病的染病途径太过复杂,除非举证直接且确凿,否则被采纳的机率不高,再加上,每一位病患的受害情况各异,除非各自提告,否则集体诉讼代理人的代表性可能不高,也难胜诉。尤其,2003年SARS疫情后,也未有国赔之况,无前例可循,难度之高、实难想像,该法学教授说。

另一位匿名受访的人权律师则略显乐观,他不否认,难度确实很高。首先,他不期待,大部分的受害者会愿意出头,委托律师求偿,即便有少部分受害者愿意采取行动,也会被各级政府与国保给“维稳”掉,最后撤销委托。

他说,极少数者或许愿意坚持到底,但一旦提出诉讼后,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环境下,法院不是以不属于其受理范围为由,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了,法院最终驳回实质请求的机率也很高。

但种种主客观挑战下,受害人要得到公道,还是可以靠自己站出来,“通过包括法律上的程序在内的各类手段去努力,让有关部门接受不如花钱摆平麻烦的方案…也只能寄希望,极少部分的人能达到不同程度的赔偿或补偿”,该人权律师说。

民怨深 集体施压

杨占青说,他非常清楚中国法治环境恶劣,公民的基本权利受保障处微乎其微,但他期盼,疫情过后,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能出面,发挥集体的力量,向当局施压,他个人于过往协助乙肝疫苗共用针头造成大传染、以及三鹿毒奶粉受害消费者等集体求偿案的经验是,受偿单位为免诉讼麻烦,通常会有意愿私了,以三鹿毒奶粉为例,当年受害者得到人民币一千到一万不等的赔偿金,积极维权者私下得到的赔偿还可以再高一点,虽然最终补偿金额不多,但不无小补,因此,他对此案最乐观的期盼是,武汉市政府最终能正视民怨之深,设立赔偿基金,来实质补偿、抚慰伤亡者和家属的痛苦。

不过,目前为止,此征集受害家属的法律提案连踏出第一步,都很困难。

杨占青说:“国内的传播非常困难,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公告)内容通过微信、微博转发,都是被屏蔽了…也就是说,政府它非常害怕这事情,就封杀。”

因为中国网络的封锁,公益团体的讯息传播不易,使得近一周来,富能仍未接触到有任何愿意出面的受害者,也使得这场维权之役,更显得是小虾米对上大鲸鱼般,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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