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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53 2020年2月29日 星期六

弗里德·曼回忆祖父托马斯·曼 论流亡以及德国从纳粹向民主的转型


德国以及世界著名作家托马斯·曼

德国以及世界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晚年的时候,时而谈起其在美国居住、旅行期间对美国风土人情的观察,包括不经意之间,和“普通”美国人的交往。

前不久,托马斯·曼的孙子弗里德·曼(Frido Mann)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起了一段故事。他说,那是他十三、四岁的时候,祖父跟他讲起的一段经历。

历史的一页 - 童年时代的弗里德.曼(左一)与祖父母 – 托马斯和卡蒂娅.曼还有弟弟托尼1940年代在加州 – 这张照片被收在弗里德.曼撰写的回忆录里。 来源: Natalie Liu/VOA
历史的一页 - 童年时代的弗里德.曼(左一)与祖父母 – 托马斯和卡蒂娅.曼还有弟弟托尼1940年代在加州 – 这张照片被收在弗里德.曼撰写的回忆录里。 来源: Natalie Liu/VOA

“那时候他正在美国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以期唤醒美国民众,共同击败纳粹德国。有一次,他正在火车上,大概是餐车车厢,一位先生走过来,问道:我可以坐这儿吗?当然可以。”弗里德·曼回忆说。

我叫汤姆 我是写书的

那位先生坐下来以后,很大方地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还从口袋里拿出家人的照片来“晒”,之后又问及“那您尊姓大名?在哪里高就?”托马斯·曼回答说:我叫汤姆,我是写书的。

五、六十年过去了,回忆起祖父跟他讲起的这段经历,弗里德·曼还禁不住笑起来,对记者说:这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即迥然不同背景的“陌生人”不经意走或坐到一起来,很快就能“打成一片”,在一起唠家常,堪称美国特色之一。弗里德·曼说,他祖父很欣赏美国文化的这一面。

流亡

托马斯·曼于192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随着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纳粹NAZI来自其德文名称缩写)在德国政坛日益占据上风、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不认同纳粹理念(尽管他本人并不是犹太人),托马斯·曼携家人背井离乡,辗转于1938年到美国定居,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落脚,一度与同样拒绝与纳粹合流的爱因斯坦为邻,后搬到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郊外当时很多欧洲流亡文人墨客居住的社区。几年前,德国政府斥巨资将托马斯·曼的故居买下,并彻底翻修,那里现在是德、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

弗里德.曼2019年秋在华盛顿。来源: Natalie Liu/VOA
弗里德.曼2019年秋在华盛顿。来源: Natalie Liu/VOA

弗里德·曼回忆说,起初住在加州那些年,是托马斯·曼和家人共同渡过的一段快乐时光。他记得儿时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祖父用德文念童话给他一个人听。虽然托马斯·曼曾经到美国各地用英文演讲,呼吁美国民众积极反击纳粹,在家里,讲的都是德文。他还提到:“我父母有一段时间,讨厌德国到这种程度,甚至拒绝在家里讲德语。”

托马斯·曼二战期间也用他的母语德语录制了许多讲稿,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传回德国,期待德国民众从纳粹的梦魇当中觉醒。

托马斯·曼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难以释怀。即便是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政府战败之后,托马斯·曼对德国怀有的“保留”直到他去世,都依然强烈。五十年代初,托马斯·曼本人像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波及,被迫全家迁回欧洲。不过,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是瑞士,而不是德国。

国家与身处

1938年二月,托马斯·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流亡实为艰辛,但是对德国内部已是被毒害了的氛围这一事实的认知,使得流亡的艰辛比较容易忍耐,同时也使人觉得,去国不是损失。任我走到天涯海角,德国都与我同在。我心怀着德国的文化,我与世界相连。我从堕落的人群当中出走。

对德国持有的“长期保留”态度

弗里德·曼本人即便是在二战之后,也对德国持有长期的“保留”。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期间,他说:“大约20年前,德国北部一家组织请我去演讲。当时组织方问我:你会不会申请德国国籍?我说:不会。他们一听,很生气,从此不跟我有任何来往。”

八年前,弗里德·曼申请并获得了德国国籍。“拿到德国护照那一刻,颇不寻常,”他说。看着手里的护照,封面上半部写着“欧盟”,下半部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当时我一下觉得:如今的德国不再是从前了。”言下之意,德国将自己的定位是在欧盟这一区域架构下面的一个国家,大大有别于当年纳粹德国一切以“德意志”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和社会心理。

弗里德.曼撰写的以他祖父为主角的回忆录以德文发表。来源: Natalie Liu/VOA
弗里德.曼撰写的以他祖父为主角的回忆录以德文发表。来源: Natalie Liu/VOA

不再是匆匆过客

当被问到持有德国护照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托马斯·曼说:“这意味着我不再是匆匆过客,德国的现实和未来走向,我亦怀有一份责任,我也将行使我的责任。”
二战后,也被称作是“基本法”的德国宪法规定,只要是在二战期间由于政治、种族亦或宗教原因而离国而去的德国公民及其后代,都可以申请恢复、或者是获得新的德国国籍。

弗里德·曼说,让他转变看法、愿意成为德国的“一份子”、承担属于德国公民的责任,是德国政府和民间近些年来所展示出的对于民主、民权的捍卫和坚持。
德国,弗里德·曼说,事实上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民主社会。早在20世纪初魏玛时期(1918-1933),民主体制在德国初露头角,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延续、发展;接踵而来的是纳粹形式的极权(1933-1945),不仅“祸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殃民”。

勇于走出“旧时代”

弗里德·曼说,民主在德国仅仅七载有余,但是在过去这七十多年的民主体制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世界刮目相看。他说,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弗里德.曼(左一)同德国总统斯坦迈尔(中)和总统夫人2018年6月在托马斯.曼故居重新启用开幕式上 来源: Courtesy Photo
弗里德.曼(左一)同德国总统斯坦迈尔(中)和总统夫人2018年6月在托马斯.曼故居重新启用开幕式上 来源: Courtesy Photo

谈到欧洲目前、包括德国境内极右派势力在多大程度上波及主流社会,弗里德·曼说,他不是很担心,称那些势力不占主流。他同时也表示,对这些负面势力,还是要继续观察,关注其动向,不能完全泰然处之。

至于在世界各地都可能有某些人仍然怀抱着某一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的想法而不甘舍弃,弗里德·曼说,那些想法疑似仍然停留在未进化的思维阶段。

这位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巨匠的后人也基于民主无国界的原则,有志于踏着祖父的足迹,在有生之年,为民主、民权这一属于全人类的事业而奔走于大西洋两岸。

世界的未来,他说,是民主、民权社会。他期待所有的国家都勇敢地走出“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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