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中国一个农民家庭在生活压力之下夫妇双双外出打工，幼小的孩子与父母，以及夫妻之间不得不长期分离的真实故事，并由此分析了农民工现象的根源和对中国的社会影响。
纽约时报12月21号刊登题为“农民工流向城市形成中国家庭分裂”的特别报道，描述一个农民工家庭无奈辛酸的真实故事。为了支付10岁女儿的学费和家中务农老父母的生活费和医药费，患前列腺肿大的36岁的丈夫和33岁的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另他们望而却步的高额医疗费用面前，丈夫只能忍受病痛，每天在建筑工地工作长达12小时。而曾经另他激动的城市生活对他来说，是和家人常年离别，和妻子分居，病情日益严重，苛刻的老板因为他病假而将他的生活费扣得所剩无几，以及象许多农民工一样，他不知道年终会不会拿到许诺的工资，或者拿到多少工资。
文章分析说，农民生活的这种状态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城乡贫富悬殊的不断加大。而农民工工资在低水平徘徊，教育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坍塌等都是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与此同时，政府的扶贫资金常常不能落实，扶贫项目不能兑现。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这种现状将为中国带来的深远的社会影响。从农民角度来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就象报道中那个家庭那样：10岁的孩子给父母写信问道，我们的家到底怎么了？从长期社会效应来看，中国下一代将要在农村和城市越来越割裂的两个不同世界中成长。留守孩子，留守老人成了农村常见的现象。
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纽约时报报道的这类事情确实存在，但是海外记者对中国农民工生活的了解还是比较初步的。
何亮亮：“家庭分裂有这个情况。但是很多农民还是愿意，即使在城市过着比较质量不是高的生活，比他乡下的生活还是好，特别是我看过写农民工孩子的记录片，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虽然他们在城市里是属于比较下等的地位，但还是比农村的生活好，这些农民的孩子他已经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这就是很严酷的现实。”
*何清涟：*城市边缘人的贫困生活*
中国知名社会经济学学者何清涟女士指出，外出打工遇到的困境和带给农民工的失望没有阻挡他们背井离乡的脚步，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何清涟：“但是后来采访农民工时，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出去，因为如果不出去，留在家里呢， 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将无法生存下去。因为农村里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和土地能提供的全部收入已经无法支持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生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生存优先。所有不管怎么样家里有劳动力的青壮年人都出去了。”
但是生存优先的需要和选择的代价是过一种城市边缘人的生活，何清涟说，这些人简直就是在贫民窟中。
何清涟：“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得到的全部收入也无法支撑全部家庭， 我当时在深圳居住的时候曾经访谈过许多从农村来的家庭。是这样，如果夫妻两个都是捡垃圾卫生呢，搭一个纸棚或者数个家庭住在一间屋子，中间用布帘子隔开，一个月好歹还能剩下一两百块钱。这样一年下来，回到农村去，收入要比在农村还是多得多了。但是城市过的日子那就可以说是，你可以想象是最差的贫民窟的样子。”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许多农村家庭都是家中的劳力在城市颠沛流离，家庭成员难得团聚。何清涟女士也说，这种现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存在下去。
*何亮亮：必须改变城乡二元化局面*
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则从城乡二元化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像。
何亮亮说，有学者指出，中共能够掌握政权就是在1949年以前得到了中国农民的支持。后来中国工业也是利用农民和城乡二元化发展起来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次利用了城乡二元化，让农民进城打工，包括在跨国公司工作，同时得不到城市人的福利，从而保证了中国产品在价格上的优势。因此中共政权、中国经济和跨国公司都是城乡二元化的得益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被忽略了。
何亮亮：“总体来看，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农民作为一个个体，他在城市的生活是肯定没有保障的。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是说完全，一定的保障还是有的。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农村收入低。农村收入太少了，他在城市可以得到比农村多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使他比在农村有了较多的尊严。但是这个尊严跟城里人相比呢，当然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呢，不可能去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现状。”
但是何亮亮认为，中国上亿农民遍布中国城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本身对社会就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中国官方不会主动去改变城乡二元化的局面，然而改变终将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