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中国之国运，曾在几个特别的年份，历经了重大突变继而转折——庚子（1900）算一个，这本是中国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次机遇。接着，就是那场仅在形态上结束皇权统治的辛亥（1911）了。如果往下数，依笔者有限之见，该是1927、1946和1989。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把1949给漏了，瞧去年大庆那阵势！怎么敢漏？只不过60年前那一场，固然也是军车、彩旗、口号，包括怀仁堂的选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怕是只属于武装夺权而后之盛典——和上边说的几个年份相比，就整个社会所经历的巨大惊骇、深度思索与价值重组，就算不上什么了。
1927，这是中国新派各色人等“咸与共和”历时十六年之后的那个年头。更是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为依托的共产国际，将阶级与政党——特别是阶级斗争与政党领导下的武装——输入中国而后约五、六年（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分别会见孙逸仙和陈独秀计）的当口。
十六年，对走马灯般轮替的台前政要说来，发通电、立新典、扩充实力、列强大借款……时间似乎绰绰，但比起历时千年的中央集权法统对国人灵魂之统摄，实在只算是转瞬间。这短短的一瞬，辫子、小脚之存留尚在拉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的成王败寇、树恩收名、顺旨忤情……诸般千年专制王朝的精神遗产，怕不是开个会、办几份报、联络各色洋人所能了结的。于是，在“共和”之后这十多年间，谁能压倒众豪强而完成天下一统，换个旗号、姓氏接着行秦王政，依旧是时代主旋律。
最后成就为“国父”的孙中山就死在这十六年间。试问此君何德何能，怎么无论就实力、就资源、就见识、政绩包括德行并不输于他的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辈，都一一败在手下？其实，就在他名头最为了得（“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和“广州军政府非常大总统”）但实际局势不仅岌岌可危，简直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主动致信列宁，说是看到“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原来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借鉴革命经验而外，不惜以国土割让为交换，终于赢来苏俄青眼独加，送上200万金卢布军火和资格堪与列宁、斯大林比肩的重磅“顾问”鲍罗廷。
“师法苏俄”，给“大总统”带来东征和北伐的胜局。他那句为后世念得烂熟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推出了蒋中正毛润之两彪人马——1927年之后，他们又你死我活地打了整整22年。
1927，这是中国新派各色人等“咸与共和”历时十六年之后的那个年头。更是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为依托的共产国际，将阶级与政党——特别是阶级斗争与政党领导下的武装——输入中国而后约五、六年（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分别会见孙逸仙和陈独秀计）的当口。
十六年，对走马灯般轮替的台前政要说来，发通电、立新典、扩充实力、列强大借款……时间似乎绰绰，但比起历时千年的中央集权法统对国人灵魂之统摄，实在只算是转瞬间。这短短的一瞬，辫子、小脚之存留尚在拉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的成王败寇、树恩收名、顺旨忤情……诸般千年专制王朝的精神遗产，怕不是开个会、办几份报、联络各色洋人所能了结的。于是，在“共和”之后这十多年间，谁能压倒众豪强而完成天下一统，换个旗号、姓氏接着行秦王政，依旧是时代主旋律。
最后成就为“国父”的孙中山就死在这十六年间。试问此君何德何能，怎么无论就实力、就资源、就见识、政绩包括德行并不输于他的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辈，都一一败在手下？其实，就在他名头最为了得（“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和“广州军政府非常大总统”）但实际局势不仅岌岌可危，简直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主动致信列宁，说是看到“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原来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借鉴革命经验而外，不惜以国土割让为交换，终于赢来苏俄青眼独加，送上200万金卢布军火和资格堪与列宁、斯大林比肩的重磅“顾问”鲍罗廷。
“师法苏俄”，给“大总统”带来东征和北伐的胜局。他那句为后世念得烂熟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推出了蒋中正毛润之两彪人马——1927年之后，他们又你死我活地打了整整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