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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视界:《繁花》落幕,荣景不再,中国人的希望随着新时代而去


资料照:一面中国国旗在上海上空飘扬。(2021年1月7日)
资料照:一面中国国旗在上海上空飘扬。(2021年1月7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由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热播,成了近期中国人热谈的对象。该剧讲述和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一群普通男女,在时代大潮的裹挟和驱使下,听从内心欲望的召唤,为着改善生活和命运的梦想,投身商海,奋力打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它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在如今得过且过、心灵空虚的状态下,得以回望和重温曾经有过的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

《繁花》这部电视剧,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和共情,是因为它把大时代的变迁,通过一群小人物的奋斗史展现出来。9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在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的鼓舞下,春风吹到这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不同阶层的男女——其中多数是底层市民,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敢闯敢干,不怕失败,向命运挑战,从而改写命运,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剧中刻画的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以及饭店服务员、零售店主、工厂老板、外贸代理、汽车司机等一众人物,组成了一个时代的画卷,诠释着那个火红的改革年代。

计划经济让上海生机几乎窒息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曾被誉为“十里洋场”。在民国时代,是远东最繁华的都市。但在中共接管上海,建立政权后,尽管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也大放异彩,无论经济和政治地位,都举足轻重,然而,计划经济显然榨干了这座城市的奶汁,窒息了它的生机和活力,让它的颜色从鲜艳变得晦暗,成为一个阴郁、沉闷的城市。在城市的弄堂和筒子楼里讨生活的几百万市民,精神萎顿、压抑自我、循规蹈矩,虽然带有一种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精细,可也只能苦中作乐,并不能真正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虽然80年代开启的改革为它投来一束阳光,然而,由于因袭的计划经济负荷太重,无法将步子迈得太开,以致在早期中国改革中,上海未能占得先机,比起伴随改革而崛起的深圳,它就宛如一个曾经阔过、但到那时依然还有些家资的大户人家,思想和观念都落伍了,靠过去的荣光支撑城市门面,无法做改革排头兵,为中国闯出一条新路,直到邓小平九二南巡,催促上海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才开始了它的改革开放“跃进史”。

电视剧就截取这个历史时段的上海,呈现给观众。王家卫特别把镜头对准在今天看来两个具有历史坐标性质的场景——外贸大楼27号和上海股票交易所。前者是计划体制的堡垒和遗存,权力的象征,它垄断了外贸配额,厂家要和海外发生贸易往来,需要来这里申请外贸指标,生意能不能做成,取决于能不能弄到指标。故大楼内看似也人气很旺,来跑指标的商家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可正如它灰暗的外表显示的,这里注定不是希望所在,迟早要走入历史,完成其使命。后者则是市场经济的新生儿,看起来粗糙,原始,但男男女女疯抢股票认购证的场面,让这里充满着无限的生气、活力和可能性。它是欲望的象征,让人躁动不安,欲罢不能,要奋不顾身投入进去,这就是市场和市场经济的魔力所在:在它面前,身份、职业、阶层和财富的限制不再是必要的,除了能力和勇气,加诸于人的各种外在条件都要消除,从而激发起人的无穷动能,去拼搏,去创造,当然,也愿赌服输。

个人奋斗加上时代加持,阿宝成宝总

剧中主角阿宝就主要围绕这两个地点,上演他的发迹事,他从股票市场淘到了第一桶金,从外贸市场做成了第一单生意,完成了从一个小人物“阿宝”到黄河路人人皆知并仰慕的“宝总”的人生转换。随同这种转换的,还是时代和社会。

可以说,王家卫用镜头“讴歌”了这个只要敢想敢干敢闯就能有所成就的改革年代。当然,这个年代也有很多失败者,比如A先生和强总,某种意义上阿宝也算,然而,看得出,导演是带着某种惋惜的心情要把这部电视剧拍成正剧来为这个躁动的改革年代祭奠的。这倒不是为了迎合当局的审查制度,早期的中国改革,尤其像深圳、上海等,带有一定的探路使命,是改革先行者,值得电视人去再现和还原。王家卫并不忌讳这点,他说,“剧集《繁花》介绍的是时代”,“我们的故事讲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10年,成为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还需要时代的加持”。这个“时代加持”,透露出导演的心思,他要讲述时代对于个体的重要。

换言之,阿宝变成宝总,只有在早中期的中国改革才有可能。倘若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阿宝只能在一个小厂做他的工人,根本没有机会去施展他的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从这个意义说,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更解放了人,它使众多像阿宝这样的有志青年能够出人头地,成为时代弄潮儿。事实也是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20多年,中国出了一批像“宝总”这样的商界精英,他们很多出身平民,没有背景,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变了自身命运。

改革已死,荣景不再

然而,这种时代和改革已然远逝,若干年后还会不会重来不知道,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改革已逝不是从10年前开始,在本世纪的头十年,改革渐渐失去了诱人光环。今天中国商界还能耳熟能详的名字,大都出在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这之后,特别是2010年后,在所谓新经济和网络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新富,但数量少。究其原因,就是改革已死,再没有机遇提供给那些有创业精神的人。今天的社会结构高度板块化,政商勾连,利益输送,阶层固化,平民子女无从进入有商业利益的领域,而权贵阶层利用人脉和资源就能轻松获得财富,根本用不着辛苦创业。

王家卫用这部电视剧致敬90年代的上海,取名“繁花”,用主角阿宝的话说,是寓意繁花似锦,有一个更美好未来。但该剧给人的感觉,却跟导演要表达的意图相反:繁花落幕,荣景不再。这也是今日中国的现状。剧中A先生败于股市,跳海自杀,而开年以来的中国A股,也是一败涂地。这么说,不是简单的比附,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人们看到,该剧在播出后引发热议,就是因为它和现实反差太大。人们通过王家卫的镜头和画面,认识了一个今天的年轻人似乎难以理解的90年代的上海。那个年代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每个人的日子虽然过得辛苦、艰难,但人人都知道,明天会更好,正是怀着这种对明天的向往,让他们积极投身于时代的大洪流,此乃动力不竭之源。而时代确实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此种期待,改革带来的新事物、新机会、新愿景,让即使是最边远的山沟沟的穷人,也要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捕捉时代的机遇,否则,会觉得自己浪费人生,辜负了时代。

但是,上世纪90年代那种躁动的热情和敢拼敢闯的精神,以及由此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随着改革的逐渐停滞,渐渐湮灭。今天,改革之火不再燃起,虽然官方依然在呼吁改革,然而,人人都清楚,改革不可再来。现实是如此暗淡,时代的背景颜色早已变了,在党天下的政治机器几乎要将每个人压迫得不能呼吸,在每个官员都要求向一尊看齐和效忠的大气候下,要人们相信改革,是不可能的,即便当局真的推出了一些所谓的改革举措,也会把它们看成加强权力和统治的需要。

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正因为有僵化的计划时代以及今天这样一个沉闷现实作对比,人们才发觉,中国真的有过一个生机勃勃的改革时代,才体认到这个改革时代的珍贵。剧中阿宝有句台词说得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既然这个“新时代”不能为今天的“阿宝”们提供施展本领的舞台,那对明天不抱希望就非常正常。而没有希望,社会的不满和不平就必然流行,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区十多万中国网民就A股大跌嘲讽和声讨中国当局的留言,生动地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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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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