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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7 2018年4月23日 星期一

分析:习近平扶贫战争可能变成对穷人的战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再次将消除贫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两天前,他在一次亲自主持的会上说,要确保中国在2020年“全部脱贫”。但有美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贫困宣战可能让中国穷人成为最大受害者。有经济学家说,把脱贫作为政府的任务,通过特殊手段达成目标,这种脱贫不可持续,之后贫困还会卷土重来。

2月12日,习近平在成都主持召开了脱贫座谈会。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文贯中提供)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文贯中提供)

美国三一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说,2020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前。习近平上台时离那时还有7、8年时间,认为能达到。但开始5年他忙着反腐,“现在一算,只有2,3年了,有点着急。口号已经喊出来,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人盯着这一口号,如果不能实现,喊这种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国家扶贫标准,大约相当于每天挣96美分。按此标准,2016年中国仍有4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约5亿人中国人——占人口约40%,生活在每天不足5.5美元的条件下。

纽约一家以与贫困作斗争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最近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或曰“扶贫战争”,可能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

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表周君鸿(Eugene K Chow)的文章说,中国穷人有可能在习近平的脱贫运动中受到最严重伤害。原因是,这一运动 “严重依赖不透明、神秘、已经负担过重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可能使中国贫困人口比以前更糟的政策”。

曾担任纽约市长白思豪代理首席演讲撰稿人的周君鸿说,习近平一方面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起了“驱逐低端人口”运动,另一方面正把7000万农村居民搬迁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去——既可消化那里空置的“鬼城”,又可提升新城市居民带来的消费水平。

但文章说,“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人员和教师严重短缺,这些新城镇居民无法获得健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 “农村移居城市的居民不仅缺乏服务,还切断了他们过去熟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并将其抛入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习近平在最近的这次会上说,要保证实现中国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 “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自由撰稿人周君鸿(Eugene K Chow)
自由撰稿人周君鸿(Eugene K Chow)

但周君鸿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估计为100万新的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关键服务将需要花费150亿美元。照此推算,将7000万人转移到城市,正如政府计划的,将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比当前政府支出预算的三分之一还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到2023年中国的养老基金盈余将变成赤字,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118万亿美元。 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将被埋葬在超过2.5万亿美元的债务之中。

不过文贯中教授说,习近平既然已经把话说出口,最终就有可能完成,“作为一个政府的任务,通过各种人为的、短期的、特殊的手段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脱贫是可持续的。一切恢复常态后,贫困会再度来临。”

文贯中认为,习近平说要让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的日子,“所有”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他说,贫困总会留下死角,“即便是美国也不能避免,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 就是很难富起来。中国也一样,在很多地方留下了贫困死角。”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制度

文贯中说,中国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一个是户口,一个是土地制度。户口制度阻挡了农村里最优秀的人到城里落户,而土地制度又鼓励最优秀的人离开农村。”

他解释说,在土地私有制下,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首先是农村中生产率最低的人;但是在中国,农村中最有能力的人都首先离开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懒者。“在现在的这种扶贫方式下,有些懒人会赖在政府身上,越懒的人会越振振有词,觉得是政府欠了他们。”

文贯中进一步解释道:在土地私有制下,“能够兼并别人土地的人一般来说必然是能力最强的人,”;但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有人头就有地,“只要你是这个村的成员,就有承包权,就要给你一份土地。这样,每个家庭在做决策时肯定是把最无能的最老的最弱的留下来。”

“既然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能人就首先进城去了。而城里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不需要那些能干的农民的,结果把农村优秀劳动力在城市中浪费掉了。而农村又丧失了最优秀的农民。不像美国的农民是全方位的企业家。这样的人才能跟上城市人的收入。”

文贯中说,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农业还是很落后,技术很原始,经营很分散。”

文贯中认为,中国有些人不是好好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却还幻想重新用集体化道路达到全面而持续的脱贫目的。短期内,中国政府有钱,逢年过节,村官确实能给贫困户送点东西。” “我们往往看到各级干部在弄虚作假。”

弄虚作假的访贫问苦

习近平在成都举行会议之前,到四川省一个偏远山区,访问那里的彝族民众。中共官方媒体配发了习近平到一户彝族人家参观的照片。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说照片中的厨房,门、灯泡、炊具,甚至抹布都是新的,腊肉和香肠的悬挂方法也不对。

文贯中说:“照片里的这家农民竟然把很多腊肉香肠挂在炉子上面。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保存这种东西,挂在炉子上面是最犯忌的,火一烤,油都要滴下来了。”

为落实习近平提出将中国建成“美丽国家”的目标,中央政府计划将贫穷村庄变成迷人小镇。2017年,中国政府已批准了400多个。住建部的文件说: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以此带动全国小镇建设”。

周君鸿在为外交官杂志写的《梦乡:中国迷人的村庄》一文中说,中国政府官员认为特色城镇是吸引居民返乡、重新平衡发展、为农村带来急需公共服务的好方式。但有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这些特色城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规模经济。”

陆铭预计,长期而言这些城镇将失败,因为它们远离主要城市,那里是高端制造业所在地,也是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所在地。

文贯中认为,城市化并不是造一堆房子,然后把人搬迁进去,就会成为有活力的城市。“不是的。它首先要有具有内生活力的企业存在,其产品有社会需求,确实需要扩大生产,因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文贯中说,“如果认为索性把几千万农民迁进去,这些房子就盘活了,这是新的天方夜谭。这些农民进去以后,要吃要喝要穿,政府能管他们一辈子的生活费吗?”

文贯中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靠几个特色小镇,还是要靠亿万个农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自己琢磨出什么是好的生财之道,上级领导很难为每个人想出适合他们致富的办法,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

实际上,中国官员已经担心这一政策可能导致更多鬼城。今年早些时候一位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就说,很多特色小镇已变成没有居民或企业的鬼城。

中国有可住34亿人空楼

周君鸿说,“在过去十年中,过度热情的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进行了由债务刺激的建筑狂欢,已经修建了可容纳34亿居民容量的空置城市。”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2.5亿。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承认,30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

文贯中说,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在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起点很低,因此说共产党让几亿中国人脱贫,在学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是他说现在问题是,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上万美元,但有些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差别达8、9000美元之多。”

官方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说,习近平的目标正按部就班地达成之中:过去5年,中国已经成功让将近7000万人脱贫;未来3年的任务是完成剩余的3000万。

周君鸿说,“看你怎么界定成功。如果让穷人从每天挣96美分到挣97美分就叫成功,也许从官方的统计数字来说是战胜了贫困,但如果从有意义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这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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