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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33 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镰刀斧头昂首踏入香港上市国企


中共党旗、香港区旗和恒生指数(美国之音合成图片)

“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贞为《南华早报》5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

任美贞说,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

“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 她写道。

30多家上市国企集体姓党

去年10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星期一(8月1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

过去几个月中,这种做法尤为明显。比如,按资产计算为世界最大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在6月底召开的股东年会上通过了修订的公司章程,其中包含这样的条款: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2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董事长、党委书记由一人担任。”

其他香港上市国企,包括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中石化、众多钢铁和能源集团等也都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30多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

国企、私企到外企,镰刀斧头从未缺席

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

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

“国有企业中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 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唯一一次不同的是1987年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

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紫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

“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是响应习近平号召,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程晓农说。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 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 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

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程晓农说:“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WTO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调整,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西方也多少有点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 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

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白纱揭掉还是红布”

“共产党原本有一层纱布罩在上面,现在把纱布揭掉了而已,”程晓农说,“说白了就是大家是相信那层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现代中国经济是党-企业联合集团式的经济,” 香港时评人练乙铮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它的构造本身,就是为服务于中共经济与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设计的。”

程晓农认为,设不设党委对于这些进入香港的红色资本没有本质上的影响,对于投资者也不会有影响。

“不管是外国公司,中国股民还是香港股民,他们认的是钱,不是党政,所以不管公司总经理有没有党员的资格,对他们来讲,他们只关心一条,这个公司能不能多捞钱,”他补充说,“当然在中国,是党员比非党员捞钱的机会多一点。”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

香港记者任美贞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她仍然感到忧虑。她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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