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在两会期间透露，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不过两会闭幕，这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筹备的新闻法仍然遥遥无期。北京传播学者担心，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局面下，这部拟议中的新闻法不但不会保障新闻自由，反而会成为当局压制舆论有法可依的恶法。
柳斌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不会纳入。
柳斌杰此前曾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
很多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下出台新闻法，将会是一部对媒体不利的管制法。
难产
柳斌杰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没有提到有关新闻法的话题，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共高层对新闻法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担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的负责人，由社科院新闻所孙旭培所长牵头，负责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嘎然而止，新闻法的起草也随之夭折。
这次新闻立法重上议事日程，背景是呼应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新闻界，由于无法可依，属于人治状态，靠中宣部电话通知管控，媒体怨声载道，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依法治国，不仅要口头上讲，更重要的是行动上要做。
无法可依
章立凡说：“我觉得所谓依法治国，现在是讲和说，都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一边在讲依法治国，一边在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这两三年，我的言论权利还不如十八大以前，博客、微博都没有了，微信上发点东西马上被删，这个情况一直在恶化。新闻法出台一直在呼吁，80年代就准备出台。当年国民党有一个新闻法，我们就抓住这个法律的各种把柄和漏洞，拿这个法来跟国民党作斗争。所以我们自己这儿，没有这个法比有这个法要好，因为有了这个法就把自己的手脚绑住了。”
限制自由
香港《东方日报》也对未来出台的新闻法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新闻权利表示忧虑。中国制定新闻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党管媒体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全球共识，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都明文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方面，党管媒体又是执政党不可动摇的一项权力。在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如果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党管媒体就是非法的；而如果秉持党管媒体，新闻和言论就不可能自由。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这个新闻法，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收紧控制
章立凡说：“新闻法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酝酿，但一直没有出台。这次也很可能就变成另一种情况，新闻法实际上成为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就像当年人大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最后变成了限制游行示威的法。根据那项法律，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批准过什么游行示威。除了2012年的九·一八官办的（游行示威）之外，我们就没看过民间有任何申请成功的。那么会不会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新闻法的立法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盛行打击网络谣言，反对西方价值观这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出台的法律很有可能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中国近两年来，收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教育也是当局重点管控的领域。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称“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属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中国正在拟议中的新闻法，显然只会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而非拥抱西方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