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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4:29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看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分析,常会发现,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明白得多,至少知道问题在哪里。引起我这感触的是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刷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另一篇是路透社8月24日消息,该消息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由于沿线国家多高风险国家,或引发全球金融系统风险。

如果看看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决策关注的焦点,就会知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危机,后者至少在现阶段是个假议题。

中国早知“灰犀牛”的存在

最近,中国媒体讨论经济问题时,“黑天鹅”与“灰犀牛”两个词汇频现,原因是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而这两个名词源于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刘鹤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的几个官方身份,而在于其传说的身份: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智囊。在中国,上达天听这个身份很重要,外国人很买帐。

2016年,西方媒体频频使用“黑天鹅”一词来形容英国退欧与川普当选,人们也许不知道该词典出8年前一本书,但都知道“黑天鹅”指代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究竟指代何物?在同类文章中,《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大概是解释中国有哪些“灰犀牛”最精炼的一篇。

该文先交待了出处:“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此前,他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界定:“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文接着指出中国有三头“灰犀牛”,离其冲击力爆发的时点越来越近,其中,房地产泡沫毫无疑义是中国那头最大的“灰犀牛”, 符合世界所有房地产泡沫的两个特征: 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10年;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第二头“灰犀牛”是“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动荡。第三头“灰犀牛”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官方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两类贷款共5.3%。

“灰犀牛”当然不止这三头,但与这三大事涉全局的问题相比,地方债务、理财产品危机都要算是枝节了,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翻查我从前年开始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一大半都是分析这几大问题,但需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远比中国官方承认的要高。

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帐。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水平的估算和争议从未曾间断过,尽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1.4万亿元,不良率1.75%;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2016年2月对冲基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今年8月,前惠誉金融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引发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不大

路透社8月24日的消息,信息源是匿名消息人士提供,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一些是国际上风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认为,有大量的工程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问题。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总裁孔弼永(Björn Conrad) 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无疑也会是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

听起来似乎是个问题,但如果了解今年五月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情况,又对北京现在限制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在民营企业家当中,抓了吴小晖,并让王健林表态今后要将资本留在国内,就会明白这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值得存疑。

今年5月中,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尽管这个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规格很高,但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已逾三年,中国的外汇钱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年前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钱多”;在推行过程中,中国却变得“钱少”。“钱多”时节,中国政府低估了资本外逃的巨大潜力;当外汇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后,政府看紧了“钱包”,再也舍不得“掏银子”了。这就是北京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

这话说白了就是:一、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资方不只有中国,还得有接受投资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出资,风险共担;二、中国投资将以人民币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既然中国为了保外汇储备,要控制对外投资,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大撒钱,要撒,是人民币,还得合作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因此,由于中国方面的“软预算约束”而引发全球风险的可能就大大降低——除了合作方愿意接受人民币本币投资、并共同出资。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1-6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6.1亿美元,同比下降3.6%。非金融类投资当中,应该包含实物投资,比如基建大量需要的钢材、水泥等各类建筑材料。

目前,各国接受人民币投资的可能性不大。我在《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VOA,2017年4月4日)一文中,曾分析过人民币入篮之后,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不受青睐,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不升反降,2017年2月8日路透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公布的一项专有指数显示,2016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减少10.5%,在12月降至29个月低位。

中国的经济风险对全球影响会有多大?

法国兴业银行在2016年第四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只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 G5 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一只“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 20%的“硬着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风险,这一概率高达 40%。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记者问“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中国的现实证明:克鲁格曼的预测是正确的: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将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官方现在强调,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是小概率事件,目前唯一想做并务求做到的是危机控制。换言之,即“灰犀牛”必然要来,一是通过管控为这头牛套上牛轭,二是通过管控,让三头巨型“灰犀牛”不要一齐冲撞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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