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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37 2024年2月26日 星期一

专访钟剑华:流离世代令人难过 常存昐望继续发声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

在移民潮下,敢言学者钟剑华一直留守在香港。但他忽然于4月24日在网上宣布已经离开香港飞往英国。他在新加坡转机时,以一篇二千多字、解释自己决定的文章,将他一直以来的情感表达出来,获得不少香港市民支持。钟剑华在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更仔细地讲述他的心路历程。

初到英国头几天,钟剑华在一个小镇街上遇到一个来自香港的老太太,对方在远处认出他,走来跟他打招呼,拍个合照。老太太道出,自己移民到英国数十年,从来没有想过香港会变成现在的状况,说要为他打气,钟剑华对此十分感动。他想到,自己还在香港的时候,若有路人认出他,多数都会是劝他快点离开。

两种不同的路人,或许反映了两地不同的气氛。钟剑华被视为一名敢言学者,在现时香港法律之下,煽动言论的定义空泛,发声的代价或者是漫长的牢狱。而在英国,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月旦时政。

香港气氛高压 决定离港

事实上,身为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下称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自言曾经三次被国安警察约谈,但没有拘捕他或恐吓他。钟剑华坦言,他之前没有想过要移民,但整个香港的气氛慢慢地让他决定要离开。

他说:“大概到2月初时,(我)开始想,如果继续用煽惑、煽动这种罪名来控告人,事实上是早晚都会整治到我,我感觉到这一点。你想一想,只是《立场新闻》在过去这么多年,转载了我700篇Facebook文章,这两年我亦有继续写,如果(警方)真的要指控我煽动,若果用现在所谓煽动的标准,我觉得他一定会整治我,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年底拘捕《立场新闻》七名高层,冻结公司资产,导致该网媒被迫在同日决定关闭。

钟剑华又说:“第二点是,我当时考虑到,有个想法,有个判断,就是说若果习近平真的在7月来到香港主持回归庆典,现在国安警做事没有标准,任他说,政府亦随时可以用煽动(罪)来拒绝保释。若果习近平来香港,我相信5、6月之间国安警会很疯狂,对吧?一定洗太平地。”

钟剑华说,他的不少家人仍然留在香港。

他说:“我不想见到我90多岁的爸爸,80多岁的妈妈,去荔枝角(收押所)探我。我一想到(这点),很难承受。这是其中一个我决定,因为危险信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决定要走的其中一个重要考虑。”

另外一件触动钟剑华的事情是,他在香港理工大学教书的前同事、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因为2020年5月在立法会内示威,在今年2月4日被判监三个星期。这个判决作出后两天,钟剑华就决定申请移居英国的BNO签证,他在一个星期后填好申请表,英国当局在2月28日批准他的申请。钟剑华考虑了一晚,就决定了离开香港。

当时,他已经有过两次被国安警察约谈的经验,都是关乎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中,负责初选投票操作的香港民研的角色。钟剑华说,他在2020年5月才加入香港民研,根本没有参与初选的事宜,所以没有资料可以提供,他就是有资料也不会提供。初选案中,47名参加者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还押超过一年,仍未进行审讯。

钟剑华说,第三次约谈就与俄乌战争有关。 3月上旬,香港民研计划进行相关民调,但多间亲中传媒报道一份捏造的问卷草稿,令香港民研决定取消调查发布会。钟剑华指,有人就事件报警,国安警察于是传召他沟通。

他说:“第三次沟通那次(国安警察)说他们有压力,所以就要做事,你们做的事比较敏感之类。我就反问,你们决定一个人犯不犯法,是视乎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人叫你做事的吗?不是在于无判断是否犯法的吗?”

“建制派要操控民意

钟剑华指,三次约谈,对方都算是客气,因为香港民研的行政总裁钟庭耀才是主要目标。他说,官员比较少批评香港民研,除了在去年年底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中,有“白票”这个选项,廉政专员白韫六当时说要研究香港民研有没有犯法。香港政府去年中修例,鼓吹投白票是刑事罪行。

他说:“所以我相信,对于那些极左的人、建制派,政治寻租的人,他们很想整治民意研究所,然后由他们去操控民意。”

钟剑华指,香港民研一直在进行多种与社会议题相关的民意调查,显示出的都是即使在《香港国安法》下,香港市民都没有改变对政府的负面观感,而香港社会所有信任基础都已经被摧毁。

他说:“我们有时发觉,做那些政治人物评分都没有太大意思。我们评分的是在任议员,全部都是负分,评来有什么用呢?以前评分评的是哪些政党、哪些议员较受欢迎,哪些较差,现在就算排第一的,评分最高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负4.8分,你说有什么意义呢?”

钟剑华认为,所有讨论公共政策的平台都差不多全部关掉,香港民研的工作其实对政府很有贡献,可以让市民出气(一个发泄渠道)、表达看法,若果连香港民研都没有了,香港人也未必会相信其他民意调查。

大中华胶对中国感失望

62岁的钟剑华从中学时代已经关心社会事务,说自己初中时已经背诵毛泽东诗词,做社会调查义工。他在70年代学运尾声入读大学,身为社会极少数的大学生,令他认为自己要承担社会责任。他希望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是一名“大中华胶”。 1989年天安门屠城,是令他思想改变的转捩点,但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他都仍然希望香港生活方式维持不变,成为台湾将来可以参考的模式。但往后的发展,令他对中国彻底失望。每当他与中方在香港的官员、从中国国内到港的官员和学者见面,他都会对他们说同一番话。

他说:“我们去做简报介绍香港的情况,我也是这样说,我讲过不只一次,我讲了几十次,对不同的人。我觉得我们是被共产党欺骗了。我公开讲的。这种情绪,随着香港情况的恶化,随着(2014年)雨伞运动,随着(2015年)政改方案(的失败),随着2019年开始的抗争运动,我只能够说,我们对过去几十年那种有过的坚持和有过的想像,是彻底破灭。作为一个62岁的人,难免觉得好像前半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份被否定,或者自己都否定了。但我觉得责任不在我身上,我只能承认可能判断错误,我可能过度天真,对吧,但责任似乎都在于作出承诺那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完全推翻自己的承诺,这才是最关键。”

钟剑华前半生在香港服务社会,致力做政策研究,但雨伞运动后,他已经感觉到在公共层面做事越来越难。例如,要举行一个研讨会需要问他曾任职的理工大学借用场地,在近年需要获得大学副校长批准。他管理下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被要求转为自负盈亏,由14个职员减到只剩下一个。

对于下半生可能需要居住在英国,钟剑华说,去年有大约9万人从香港搬到英国,今年的数字可能更高。香港民研曾经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24的受访者说有计划移民,有百分之10更加已经有所行动,换算即是约70万人。他说,他在香港民研早已想过开拓海外香港人的民意调查平台,继续关注香港事务,希望当这件事起步之后,海外香港人踊跃加入。

展望英国生活

钟剑华在4月底约满离职香港民研,自言不善理财,积蓄全用在三个儿子读书上。他说,现时收入来自为报章撰文,或者他可能会开一个Patreon户口筹款。

虽然钟剑华申请的是“BNO 5+1签证”,即是可以在英国居住五年,第六年可以申请入籍成为正式的英国公民,但暂时他只当成是一次旅行,希望有朝一日回到香港。

他说:“你问对(香港)食物有没有挂念,我又觉得现在的世界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我很喜欢去旅行,我去到哪裹都入乡随俗,吃当地的东西,跟当地节奏生活,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我绝对不会有问题。当然,(我)会记得一些以前经常做的事情、吃的东西,可能往后会有这种思乡病,不意外的。”

钟剑华与家人团聚,或许仍需一段时间。他的大儿子在美国读完硕士学位,决定留在当地工作。他第二个儿子在澳洲学成后回港工作三年,在半年前曾经对他说,不愿意接受香港社会现况,因此在2月份已经返回澳洲进修,期望借当地的“救生艇计划”留下来。钟剑华的太太和小儿子仍在香港,未有决定会否搬到英国。

被问到会否担心言论影响家人时,他说:“应该说,他们担心我多于(我担心他们)。其实到我说要走,要申请(签证)时,我的儿子们都鼓励我走,他们有份叫我走。他们都担心早晚会整治到我,所以他们没有问题,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我们未想像到政府会卑劣到整治他们。但是会否因为我过来了,而他们也认为一起过来吧,我等他们自己考虑一下。”

继续为香港发声

钟剑华解释,他自己有研究移民政策,深深明白到移民的有形和无形的代价都很高,他说现在的香港不断地制造一代又一代的流离世代,情况“相当令人难过”。去年年中,有一段日子在每个星期都有旧学生请他吃饭,跟他说要去做“逃兵”,要移民了。

他说:“但当时我亦接触过几个中学教师,都是教通识科的,他们说他们都想继续守下去,所以都续约。很可惜,我认识的、熟悉的几个都在(去年)11、12月跟我说,下一年我不再续约了。我不可能按照那份课程大纲教,说不出口。你明知那是谎话,怎说得出口。我做不出,明年我不做了。”

钟剑华说,他以往经常说“紧守岗位,常存昐望”,但两者都甚为艰难。

他说:“我经常相信,不正常的事不可能长期维持,如果他们不去如蛆虫般生活,屈曲自己、扭曲自己的话,有些人会扭曲自己,如果他们不扭曲自己,会很辛苦。但我希望这群人可以继续抱有昐望,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不正常的事会有一天被扭转,希望是这样。”

他鼓励搬到了英国的人,放下旧日包袱,尽量适应、投入新生活。

他说:“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去年到了英国,他说他40多岁,他一生人都没有想过原来移民是这么轻易,想不到英国政府突然间这么疏爽。他填表时说是为了两名子女,不想子女接受(香港)这种教育,但他一直填,发觉最想移民的是自己。填完以后,他的女儿11岁,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跟女儿说,怕女儿有些朋友,舍不得。谁知道他的女儿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迟才移民?因为他的女儿很多朋友都移民了,她以为移民是正常的。”

同时,他亦希望香港人在英国,会继续为香港发声、传达真相、积极参与支援工作。

他说:“我有个朋友,他问我,你可以不要说这么多吗?我在香港时他这样叫我。到我走了之后,他又问我,你在英国会不会好像以前般那么多说话?反正都到了英国。我就说,我生于香港长于香港,香港是培育我的地方,而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就公共事务发声的人。我离开香港是因为现在的香港社会不容许我发声,所以我到了别的地方,我更有责任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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