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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56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 是中共 建政并巩固合法性 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 和 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 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中共和日军 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

彰显中流砥柱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大阅兵,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战车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共领导人的检阅。

中国最新式的战机掠过天空,向世界显示中国强大的军力。

军乐团高奏当年抗日爱国歌曲。

高音喇叭里震响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口号。

然而,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却成为台海两岸和媒体争论的焦点。

远藤教授的著作从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国共之间的争论。这本书的序言标题:是谁背叛了中华民族?

情报原件

VOA记者东方:我看您在书里面提到了1977年台湾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泽东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实行这么一个政策,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这个百分比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据说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资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党的策略、路线》。请您介绍一下您怎么在台北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里面提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70%、20%、10%的数字。不过谢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而且这本书提到的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没有找到。最后了解到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 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份原始资料。这个当时是秘密,是极密的毛泽东的密令,而现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也都知道。

东方:您在书中说这份文件的来源是曾经在 八路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的骑兵连担任过书记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难的时候对外说出了毛泽东对八路军下达的秘密指令。关于毛泽东下达的抗战策略的秘密指令,您是如何在台北发现的?

远藤:终于在台北找到了原来最开始的一个文献的原件。关于毛泽东抗战战略,大家都互相抄袭,好像是事实一样,随便写,不查原来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里,没有人彻底地查。谢幼田都没有查到。不过我是搞理论物理的,不查最开始的原件,我自己就不让步。彻底调查原件,终于找到了。

东方: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了,终于找到了证据。

证据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搜寻关键的历史证据。

这是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的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

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 (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在将近10公分厚的资料中有一份“机密第795号”,内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总领事三浦义秋致当时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关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的文件,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 港、北支警务部长”。

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纪录,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号"一〇一",(日文的发音是“i-wa-i”,与“岩井”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 岩井 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觅到了这份1940 年3 月23 日的“机密第795 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义秋发往外务大臣 有田八郎 的一份文件。三浦总领事于1940 年3 月21 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 白袖荣松 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 号”。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

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秘密情报

根据岩井回忆录《上海的回想》,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

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毛泽东和潘汉年

东方: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不可能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的间谍机关联络,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潘汉年只是一个很小的低级官员。您的看法呢?

远藤:这个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他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这个证据都在《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一本书。非常可靠、非常有权威,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吧。(远藤教授注: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东方: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战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找到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资料?如何保证日方资料中潘汉年这本情报的真实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远藤:潘汉年提供给日方的军事情报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是特务工作嘛。特务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特务提供的,这绝对是不能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 ,在档案里,也没法看出来,哪份情报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份是 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关于潘汉年的这份报告,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中写到:一天,岩井向潘汉年问,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内部情报?岩井英一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立刻答应,然后给他一个比较长的中共内部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这是唯一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一样、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我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东方:岩井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战略情报吗?

远藤:很多次地提到。对啊。

东方: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史料中是否还能具体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有关国军动向的情报?另外,日方为何要潘汉年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呢?

远藤:这个是不好判断。不过我想了,为什么他要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军力,应该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为什么要向岩井英一提供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我仔细地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先交给岩井英一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一相信潘汉年。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历史反思运动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辛灏年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辛灏年教授认为,远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国内八十年代历史反思运动完全一致。

辛灏年教授:“远藤誉教授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看到远藤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远藤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一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洗星海,并特送他一支美制的帕克金笔和一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 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惨绝人寰的重庆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因为重庆是个前现代城市,它以前才20几万人,抗战胜利后,它180万人。当时重庆是一个只有27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一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王康:“重庆轰炸叫重庆大轰炸, 那比伦敦轰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而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等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20几个像宝安县一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W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的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 刊登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绝密情报从何而来?

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王康的质疑与分析:“第一就是,国共共赴国难宣言,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党宣布三个“取消”: 取消以暴力运动和策划运动推翻国民政府;第二,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全国在政权上统一,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就是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江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反过来,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给共产党方面对日抗战的共同军事计划。包括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的部队动向等重要军事情报。这样不仅给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给了擅长于情报战、宣传战的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情报战上面。”

王康称如果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成功,历史将会重写。王康说:“重庆的事件,不仅是1941年8月30号那天,轰炸蒋介石黄山“云岫楼”官邸这个事件,实际上,蒋介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都受到日军针对他本人的轰炸。中国社科院的杨天时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在抗战期间对蒋介石实行“斩首行动”。他举了大量事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宗。20宗直接针对蒋介石本人,就是敌国最高统帅、最高的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人物---蒋介石本人。这个倒不难理解。如果把蒋介石消灭掉了,那整个中日战争,所谓“支那事变”,就会按照日本的计划得到解决。”

有些史学家称相关情报来源是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王康表示强烈质疑。王康:“1941年的8月30号,那个时候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两个多月。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珍珠港,也就三四个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发生了这起袭击事件,而这个袭击事件的情报来源非常令人吃惊。当时重庆有一本书,叫《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是重庆本地的抗战史专家编写的,700页,很厚。我当时通读了这本书,发现有一点:就是(这本书称)41年夏天的这次空袭行为,情报的提供者是已经离华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我查了一下,意大利大使馆成立于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号,日本、意大利、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而10月初的时候,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他们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年以后,41年8月30号日本人要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官邸,那里举行中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样一个绝密的资料。意大利大使馆不可能知道。其次,这个情报的来源,我表示怀疑,虽然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提供的。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件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当时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一般。周恩来又跟本地的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提供情报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分享军事情报。这份情报的首先获得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周恩来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成都都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室是最先成立于1938年初,然后《新华日报》1938年2月在重庆公开发行。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 。成立秘密组织严格讲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南方局是一个秘密的机构,周恩来是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搜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我推断,周恩来获得这份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其它来源,包括意大利大使馆。这个大使馆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哪里举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

“第四就是潘汉年。远藤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奉饶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岩井公馆交涉,搭上线。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而汪精卫跟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汪精卫是1883年生的,比毛泽东大10岁。最重要的是,汪精卫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提携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提议毛泽东替他做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其实对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关键性一步。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这个实际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陕北的洛川会议上边,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泽东已经有这个想法。他不仅是“一分抵抗,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毛其实还有建立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想法。这里面就包括,只要对中共有利,都是我们统战的对象。随着情况的发展,汪伪政权41年在南京成立,毛泽东很可能把南京的汪伪政权作为很特殊的抗日统战对象,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而且汪精卫跟他是这么特殊的关系。“

有待深究

王康呼吁海内外学者继续追查日军斩首行动的情报来源:”毛泽东、周恩来肯定还有其他的渠道,把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第三飞行师团要轰炸整个官邸所根据的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这些线索,也可能是通过其他的线索,告诉日本人。然后日本人才有41年8月30号轰炸黄山的那一次。27架零式战机,当时是日本很先进的轰炸机,低空飞行,要一举消灭蒋介石和中国抗战最高统帅集团。幸好没有成功,差一点点。如果哪个炸弹炸准了云岫楼,历史肯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光中国,我看世界历史都发生变化。而这个情报的提供者就是《重庆政府陪都史》165页到166页上面所说的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他们是提供军事情报的来源,我对此强烈地质疑。当然重庆本地的专家也不可能查证这个资料的来源。但远藤誉教授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我给她提供了这个消息,她还不知道轰炸黄山官邸的这个情报。我说这个情报你应该赶紧查。”

毛泽东接见执行斩首行动的日军将领

王康说:“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一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41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我强烈地质疑。我认为它有某种联系。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我强烈建议,比如日本方面,应该从日本防卫厅方面的有关战争资料中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蒋介石官邸的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第二,意大利现在是个民主国家,我估计80多年的历史资料解禁没有太大问题。懂意大利文的学者,应该到罗马去查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日本提供当时蒋介石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潘汉年。只不过中共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的资料恐怕是绝密的,很难查到。所以我质疑这个事件:远藤三郎少将,1941年率领27架零式战斗机,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南岸的官邸云岫楼的情报的来源。我质疑,情报不是意大利大使馆提供的,而可能是周恩来提供的。“

《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 新树下 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一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谁出卖了中华民族?

东方:轰炸重庆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居民的抗战决心,让他们尽快地放弃抵抗。那么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因为延安的军力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可以不考虑?

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岩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一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东方: 提到这个不择手段,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暗通日军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他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你怎么看待这种策略?

远藤:策略?我没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种想法,一点都没有。他是战略家,作为想夺权的战略家,一个大帝国的帝王的话,没有像他那样的手段的话,很难占领中国吧?所以他作为战略家的话,这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可能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吧。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一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你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中共最后有一段时间,把潘汉年打成汉奸,对他进行了迫害,并把所有和日军勾结的事实都归咎在潘汉年身上。你认为他的行为是个人的汉奸行为,还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载。如(《毛泽东年谱》1937年11月12日 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所以这个是明确的,是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潘汉年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所以当然是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毛泽东的指示,才做这样的事情嘛。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毛泽东效力的中共红色间谍,大都不得好死,而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皇军,却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历史的讽刺,无异于此。

十杀潘汉年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下令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广州并因受到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赏识和器重,最终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先是汪精卫的秘书,并被“恩师”汪精卫推荐接替他作为国民党中宣部的代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两次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两次提议均获得国民党常委会的通过。

毛泽东和汪精卫这段非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日后却使潘汉年死于非命。

1955年4月3日,为中共壮大和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潘汉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捕入狱。据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骐所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第239页中介绍, 潘汉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潘汉年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

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竟然用了10个杀字,被史学家称为”十杀潘汉年“。

一脉相承

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是和苏俄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时代,很多苏联的特务头子都死于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国,如果说得稍微远一点,比如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以后的雅戈达、耶洛夫、贝利亚等、这些最高的情报特务头子们,都死于非命。他们知道秘密太多。潘汉年呢,是仅次于李克农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是中共第二号情报人员。他为中共做出的贡献太特殊了,他居然说动鲁迅出来,放弃鲁迅他的独立性,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曾经说动杨度,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也说服宋庆龄参加第三国际,说动两广军阀和第19路军反蒋。”

潘汉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因为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然而这次会见使得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汪伪军达成停火默契,从而促进了中共的壮大,应该是有功于党和国家。而毛泽东为何对中共的功臣潘汉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个很多专家都说,在情节上、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他见过两次汪精卫。那么潘汉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命的话,他自己绝对不敢去见汪精卫的,他也不会空着手去见。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那么给汪精卫应该也有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现在所有专家都找不出来。网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完全是伪造的。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风,包括对汪精卫的称谓都完全不对。毛泽东是一个笔头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称谓,汪精卫主席,他绝不会这么称呼。然后信快要写完了,他提到延安陕北的医药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够提供等等。毛泽东怎么会说到医药的问题,这显然是现在的无聊之辈伪造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就没有这封亲笔信。这封信要么是还隐藏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已经销毁。从道理上来看,汪精卫和毛泽东之间,在24年的上下级关系之后,到了抗战期间十几年之后,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灭口

王康:“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潘汉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后,那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是太不利了。那直接这是个投敌行为啊, 这是一个卖国行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奸行为! 所以潘汉年做完这个事情后,就决定了他这一辈子恐怕不得善终。果然,55年就开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于狱中,跟他夫人一块,死的很悲惨。他必死。其实因为毛泽东76年9月9号去世,潘汉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汉年应该还有活的可能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死了,估计没有人想到潘汉年,因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开始,潘汉年就被搁到了一旁。潘汉年身体不好,就去世了。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见汪精卫而且很可能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个事件本身来看,那么潘汉年这辈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难测

潘汉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号》称:“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又背叛祖国,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汪精卫进行勾结卖国求荣。1940年春,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被告人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与日本对垒,中国将会出现第三国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于是便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亲笔写了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别通行证,充当了日本特务……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以后,又和汪精卫政权特务总部头子李士群、胡均鹤陪同秘密会见了汪精卫”。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潘汉年意外地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劳改。独立学者冯胜平在《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一文中评论道:“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红色间谍 奉命行事

潘汉年的所谓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国)国内一些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国内有些为毛泽东辩解的人,说毛泽东绝对没有指示潘汉年见汪精卫,见日本特务情报机构等等,这是煞费苦心了。辩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后,潘汉年因为他是上海常务副市长嘛,他向陈毅透露,他(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去见了汪精卫。这个编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的严厉性,尤其在战争时期,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和体验,那是铁的纪律,尤其是情报机构,尤其是见汪精卫这种人物,没有毛泽东的授命,没有毛泽东的亲笔信,见汪精卫,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说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这是太幼稚了,这完全是谎言,潘汉年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见了汪精卫。”

谢觉哉:潘汉年是当代岳飞

中国大陆最近和出现为潘汉年翻案的文章。据称审判潘汉年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当时就知道潘汉年是冤案,并把潘汉年比作岳飞。《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发表了彭树华回忆潘汉年案件的文章称,

“彭树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也是潘汉年案件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彭树华当时曾单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谢觉哉汇报潘案,谢觉哉对他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觉哉还把潘汉年比作宋朝的岳飞, 说“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同时也旁证潘汉年和日军与汪伪的秘密联络是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之下进行的。这篇回忆文章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夜半铁窗 凄惨离世

1967年3月,中国进入文革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 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项目三办的意见,潘汉年夫妇被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项目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押送到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也就是湖南省茶陵县米江茶场劳改。1976年1月,潘汉年被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他的中国共产党籍,此时潘汉年已患癌症。

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一个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别关押。这是他的绝望留言:

《岁暮念妻》

黄昏人影伶仃瘦, 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 难忘往事走延安。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往事并不如烟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演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殊死缠斗的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亲密的盟友。然而,东京福祉大学远藤誉教授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和中共当年派红色间谍从事联日联汪反蒋谋略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如烟。(中集完 共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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