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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倡导人士:不该被美国抗议中的少数乱象掩盖住抗议的意义


示威者聚集在马丁·路德·金纪念园,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2020年6月4日)
示威者聚集在马丁·路德·金纪念园,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2020年6月4日)

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非洲裔男子在被白人警察拘捕时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权利倡导人士表示,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乱象,但不应以此掩盖抗议的意义和美国宪法所赋予人民的集会与结社自由的价值。

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白人警察5月25日在街头拘捕一名非洲裔男子时将其面朝下按在地上并将膝盖压在其颈部长达8分多钟。期间这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非洲裔男子多次呼求“我不能呼吸了”,但并未获得理睬。他随后在送医后被宣告死亡。这一过程被路人拍了下来并将视频上传到网上,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的游行示威活动迅速席卷全美50个州、超过430个城市,并在持续了一周多之后仍未平息。

向政府抗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DNA里的”

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吉恩·波利辛斯基(Gene Policinski)认为,这反应了美国的传统,向政府抗议和对不公正的事情表达异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DNA里的”。

波利辛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这非常符合美国的一个普遍趋势,那就是当我们的国家出现严重问题时,我们有大声疾呼的冲动,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给予我们力量,也赋予了我们以集会和请愿来要求政府做出改变的权利。如果你回到一开始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到殖民时期的抗议活动,再到现在仍在继续的对奴隶制和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妇女权利的讨论,再到越南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美国人有这个传统,就是当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是错的,或者认为我们的社会是错误的,他们会公开表达看法。现在的抗议就属于这个传统。”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人民和平集会和抗议请愿的权利,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不能以抗议内容为由阻止或干涉抗议活动。

在美国历史上,曾有多次抗议活动引发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推动了社会进步,比如1917年的妇女争取投票权抗议,促进了1920年宪法第19修正案的通过,妇女因此获得了投票权;1963年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并掀起了整个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已经点燃了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种族平等、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的全美大讨论。将膝盖压在弗洛依德脖子上的白人警察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此前面临的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指控已经提升到了二级谋杀指控,另外三位涉事的警察也均被起诉。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在考虑颁布旨在改革警察操作规范和系统性不平等的法律。

暴力行为只占少数

与此同时,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打砸抢商店、焚烧建筑物、袭击警察等暴力事件,警察在与抗议者对峙期间有时也被指责有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吉恩·波利辛斯基认为,和参与抗议的总人数相比,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数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的警察在维护抗议现场安全时是克制的,过激行为也只占少数,只不过,无论是抗议者还是警察的过激行为都更容易因为它的“戏剧性”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但这些事情不应该掩盖住“我们正在进行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的事实。

波利辛斯基说:“我觉得,对报道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尽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能否认它,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不应该假装没发生,我们必须要解决它,但同时,还有几十万的人在和平抗议,有警察在和抗议者对话,警察说’我明白你们的诉求,你们完全是正确的,我们也对那些侵犯民权的警察不满’。因此,我只能希望全世界在关注那些少数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戏剧性画面的同时也能看到这些。”

捍卫人民抗议权和维护秩序与安全的平衡

分析人士指出,避免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出现混乱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一方面因为抗议者人数众多,且情绪激动,难以预测,相当一部分人还对警察存在敌视,这样的氛围是“易燃”的;另一方面,抗议者的组成很复杂,其中有激进分子,认为只有使用过激手段才能引起真正的注意,从而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还有趁乱打劫的人,想借着抗议活动发泄情绪或抢夺商品等。这使得美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演变成了骚乱,比如,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造成43人死亡,342人受伤,近1400座建筑被焚毁,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受刺杀后,美国全国发生了近140起暴力抗议,还有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造成63人死亡,2383人受伤,12000多人被捕等等。

在首都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举行的反警察暴力集会上,警察负责人与抗议者友好合影。(2020年6月5日)
在首都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举行的反警察暴力集会上,警察负责人与抗议者友好合影。(2020年6月5日)

法律专家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保护“和平”抗议的权力,而暴力抗议并不受法律保护。执法人员在抗议活动的现场同时兼具捍卫人民的抗议权和维护秩序与安全双重职责。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对执法人员来说是一个困难但重要的问题,而美国警方也在从历史中学习和改善。

威廉玛丽法学院教授蒂莫西·齐克(Timothy Zick)对美国之音说:“警方的战术已经进行了改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有不同的警察模式。如果你回顾到20世纪60年代,有一种社会科学家称之为武力升级的模式。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这是一种针对抗议者的咄咄逼人、不断升级的策略。警察不会努力去跟抗议者讲道理,只展示武力,然后就使用暴力。如今大多数警察已经从那种模式变为了更像是管理型的模式,他们会提前与抗议者对话,试图理解抗议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在哪里抗议,并以这种方式管理不同意见。”

不过,蒂莫西·齐克认为,美国警方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依旧不足,且自2001年911事件后又有回弹,尚需通过这次的抗议活动来进一步审视和改变其行为模式。

在近日的抗议活动中,有警察加入到抗议者的队伍中一起游行,也有警察和抗议者一起单膝跪地,表达悼念和抗议。这些举措有效团结了双方,也在和平抗议即将向暴力抗议转变的一触即发的时刻及时缓和了局势。

但警察在与抗议者的对峙中被指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依旧存在,其中一些正在被追责。警察的不当行为往往是由抗议者或路人用手机拍下,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并成为追责的证据。美国法律规定,警察不能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要求录像者把手机给他们或者强行没收。分析人士指出,这体现出言论自由所带给人民的保护。

抗议的背后是言论自由的价值

美国的抗议活动也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许多中国媒体将焦点集中在抗议活动的乱象上,以“骚乱”这个单一视角来审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它背后的意义。对此,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认为,美国人对“乱”的理解和中国人不一样。

他对美国之音说:“一般来讲他们(中国人)是很怕乱的。在国内,很多中国人觉得他们面临一个二元化的选择——或者是共产党专政之下享受稳定和逐步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天下大乱,他们觉得是个二元化的选择,美国人觉得这不是个二元化的选择,我们对’乱’的定义和概念跟(中国)国内不一样,我们可以眼见更多的乱,我们不怕。”

戴博表示,美国的抗议活动是美国人民自由辩论和探讨社会问题的体现,美国人民珍视言论自由的价值。

他说:“中国人一边来讲是看到美国的乱,还看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几百年美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事实,冷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没有错过一次机会,来提醒他们的人民美国有种族歧视的难题,他们也说美国很虚伪,我们大谈特谈公正、平等、正义,但我们对所有的弱势群体还是缺乏政府应该有的同情和照顾,这是事实,这不是个完美的社会。可是我希望中国人民也会看到美国是自由地辩论和探讨美国的这些非常大的、历来的毛病。我并不是说美国是完美的,美国没有犯错误,没有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最起码所有的美国人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能力。包括左派和右派,他们不同意很多事情,但是他们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样最起码我们都可以论证我们的观点,都可以说服对方,这样美国可以更有效地当它自己的心理医生。”

第一修正案倡导者波利辛斯基表示,美国的建国者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如果人们能在没有政府阻碍的情况下彼此交流,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历史也证明,抗议、发声未必会立即凝聚广泛共识并产生果效,还需要不断奋斗与磨合。他说:“我们的历史表示,有了第一修正案中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会更倾向于正义,倾向于公平,倾向于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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