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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30 2019年6月16日 星期日

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给美国情报安全带来新挑战


中国银河水滴公司工作人员展示该公司的步态识别技术

情报分析人士说,中国、俄罗斯等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断增强的同时,该技术在扩散中正在被更多组织和个人滥用,这给美国的情报部门带来新的挑战,但斯诺登事件后美国科技公司拒绝与政府合作的文化为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带来新的难题。

人工智能技术全球扩散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政治学教授艾米·齐加特(Amy B. Zegart)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给美国情报分析前所未有的挑战。

齐加特长期关注美国情报事务与国家安全。她说:“美国情报部门现在有一个我不知道它能否肩负得起的责任,也就是去了解在美国以外正在发生的技术发展。”

齐加特6月10日在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情报界拥有可以理解他人武器计划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可以弄清朝鲜和伊朗的导弹项目的世界级工程师。但我们真的有人能够理解中国人在机器学习或量子计算方面的所作所为吗?我认为美国情报界还没有那种技能。”

齐加特说,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已经不是政府项目和大公司的专利。她解释说,即使是小国和非国家行为活动者都可以借助当前资源开放、科技商业化的环境发展人工智能。

她说,编程算法(coding algorithm)、计算能力(computing power)和训练资料库(training library)是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三大推动因素,而这三大要素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

她说:“编程算法在过去五年中,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开源代码,再到没有经过计算机科学训练的高中生都可以使用的可下载应用程序,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进行‘深度伪造’(deep fake)等活动……你现在可以从谷歌获得计算能力,一小时只要13.5美分……你需要的训练库——那些图像、细节、训练算法的大型资料库——也是可以广泛获得的。在过去的五年里,在1500多篇主要的人工智能论文里,85%的论文使用了四个训练资料库中的一个。”

齐加特说,人工智能将成为人人可以使用的技术。她说,后果就是让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其他行为人在人工智能“情报战”中拉平了竞争优势,这对美国并不是好事。

新技术下的新挑战

齐加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J. Morell)最近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说,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初期步伐,但行动不够迅速。文章说,宣告情报战新时代的第一次警钟已经敲响,即美国情报界未能迅速确定并充分掌握俄罗斯利用社交媒体大规模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情况;而以“深度伪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大幅提高反美信息战中的“造假”能力。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莱杰特(左)、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莫雷尔(中)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政治学教授齐加特2019年6月10日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出席讨论会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莱杰特(左)、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莫雷尔(中)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政治学教授齐加特2019年6月10日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出席讨论会

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都成功使用人工智能和唇形同步技术,制作了让前总统奥巴马说他从未说过的句子的“深伪”视频。《外交》杂志的文章说,类似的“深度伪造”编码正在迅速传播扩散,让没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人都可以使用它们生成令人信以为真的伪造作品;即使是需要更高端计算能力的深度伪造技术,现在也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

文章还指出,人工智能一方面提高了美方情报部门的分析能力,但同时也在一些情况下让敌人的信息战几乎不可能被察觉;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可以帮助执法机构抓获通缉犯,但也使传统的特工行动变得困难。

在可预见的将来,依赖人工智能做情报判断和反应仍然存在缺陷。《外交事务》期刊的文章指出,收集和处理所有的数据只是整个情报战的一半,分析认为,当涉及到秘密情报时,可信度往往是最大的难题之一,这在开源世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理查德·莱杰特(Richard H. Ledgett)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人工智能)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有几个挑战。其中一个是如何去解释答案,通过机器学习、了解机器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如何去验证你不理解的结论……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搜索问题或研究问题。”

分析指出,除非情报分析员能够评估哪些信息可信、哪些信息不可信,否则更多的信息并不能提供有意义的帮助。另外,也有分析指出,博客作者、公民记者和其他网络内容提供者往往更追求速度和耸动性,而不是以准确和严谨为标准,因此,依靠此类内容的人工智能出错的风险很高。

中国优势:数据、卫星、国家支持

中情局前副局长莫雷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掌握了海量数据,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巨大的优势。

莫雷尔说:“人工智能是可以赢得未来经济胜利的两三种技术之一,它还有防务情报方面的应用,所以谁发展得更为迅猛,谁就可以在这几方面占有先机。”

“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咄咄逼人,我认为他们正在做的值得受到赞誉。我们也需要做出中国那样的投入。中国这样做有切实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莫雷尔对美国之音说:“我希望美国政府把钱投入在大学层面的技术研发。”

《外交》杂志的文章还指出了中国在卫星图像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让中国的情报工作更为难防。文章说,美国和俄罗斯10年前还以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间谍卫星主宰太空中的情报活动,但中国已经加入了这个行列。

与此同时,因为发射成本不断下降,商用光学技术增强、卫星体积变小,在过去的五年里,拥有和运行卫星的国家数量翻了一番,每年发射的卫星数量增加了4倍。尽管这些卫星的水平不能与NASA级别的卫星相提并论,但它们的能力正在日益完善。

美国情报部门污名化

一般认为,美国的情报工作传统上有极大的优势。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四个英语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情报分享网络,种族多样的人口为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带来天然优势,开放社会和民主价值观鼓励思想自由流动,征纳国际贤才,美国的创新环境对高精尖技术的培养仍然无可比拟。

但情报界分析人士说,2013年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情报界声誉的损害难以估量——许多科技公司宁愿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商业和技术合作、也不愿意与美国情报部门与军方合作。

谷歌公司拥有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但表示不会与美国国防部进行任何可以用于制造武器的人工智能项目。俄罗斯的机器学习项目iPavlov使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伟达(Nvidia)公司的硬件,该公司负责业务发展的副总裁最近表示,公司将这些产品销售给所有人。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人才录用程序冗繁,更使情报部门难与硅谷在招募科技人才方面竞争。

美国民主党人国会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和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波特曼(Rob Portman)今年5月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组织协调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并在五年内提供22亿美元的联邦投资,以建立一支具备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人才队伍,在未来10年内提高政府机构、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人工智能应用的交付使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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