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9月7日头版刊登长篇调查报道“外国势力收买智库影响力”(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指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批专长于外交政策的智库接受外国政府或外国机构数千万美元资助，利用其政策影响力为这些国家游说。
报道说，自2011年以来，共有至少64个外国机构（包括外国政府、官员个人和外国政府控制的机构）向28家总部在美国的科研组织提供或承诺提供总计不少于9200万美元的资金。这些科研组织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简称CSIS)和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等知名华盛顿智库。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美国智库使人们担心这些科研机构的学术自由和中立性可能被妥协。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资金正逐渐让传统上四平八稳的智库界转变成外国政府在华盛顿一股强有力的游说力量。”有智库学者私下承认，他们会迫于压力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有利于出资政府立场的结论。
美国的智库机构大多是由民间团体发起的自负盈亏的非营利学术研究机构，它们的研究报告和专家意见往往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国家正是看准了智库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夏明曾经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亚洲政策研究员。他说：“美国是一个智囊政治，也就是说美国的公共决策很多是各大智囊团提供方案，政府采取的很多预备方案都是从智库来的。所以如果你对智库影响很深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而且你可以以一种很公允的姿态出现。”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上述提到的三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CSIS和大西洋理事会都是外国资金的主要接收方。而这三家机构提供的政策文件、主办的研讨会以及为美国高官专门安排的政策简报会通常都与外国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决策人士还没有意识到外国政府在美国智库筹集资金中发挥的作用。
共有四个国家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被点了名，分别是挪威、卡塔尔、阿联酋和日本。卡塔尔去年答应给布鲁金斯学会分四年提供总额1480万美元捐款，布鲁金斯学会在卡塔尔首都设有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一名在布鲁金斯多哈中心工作的访问学者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在求职面试时被告知不得在论文中发表批评卡塔尔政府的观点。阿联酋是CSIS的最大“金主”，给这家智库提供了100万美元捐款用于修建CSIS距白宫不远处的一幢新总部大楼。北欧国家挪威给布鲁金斯学会和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等智库提供至少2400万美元资助，让这些机构替挪威政府“游说”，加强挪威在北约的地位、推动北极圈内石油开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CSIS的另一大“金主”日本在推动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新贸易框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ernship，简称TPP)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日本政府旗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在过去四年里给CSIS提供了至少110万美元资金，用于研究和咨询贸易促进和日美间直接投资。CSIS的日本访问学者有的就直接来自日本政府。
作为一家非常有威望的媒体，纽约时报的报道或许并非空穴来风，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有媒体报道指美国智库被外国势力渗透。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去年6月刊登文章披露台湾政府在2009年通过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相当于台湾驻美大使馆）给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55万美元捐款。该智库学者后来多次在外交刊物上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并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该杂志2013年5月还刊登了另外一名作者的文章，称现今很多华盛顿智库已经成为企业无需注册的说客，这些企业策略性地给智库捐款，就好像它们雇佣公关公司或游说公司一样，也好像给政客的政治捐款。波士顿环球报去年8月的一篇报道披露CSIS高级顾问、东南亚研究主任鲍尔(Ernest Bower)自己还经营着一家大型咨询公司Bower Group Asia，该公司在九个亚洲国家都有分支机构。
美国智库界大多否认被外国政府收买并对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和中立性进行了辩解。被纽约时报点名之一的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其网站上刊登了学会主席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公开声明。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报道存在重大遗漏、歪曲和错误。报道记者忽略重要事实，断章取义，得出错误结论，歪曲报道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工作，忽视了布鲁金斯学会有内部规定确保我们学者的研究和政策建议是完全独立的。”
“智库当然是需要有资金才能运转的，给智库提供资助的机构也一定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无论它是挪威政府还是一家私营企业，或者是某个基金会。”大卫•鲁德曼(Daivd Roodman)说。鲁德曼曾经在另外一家被纽约时报点名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负责挪威项目。他表示，智库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是完全正常、也是合法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来‘买’智库的影响力，而在于如何确保智库的研究是客观的、它的运作是透明的，”他说，“在这两个方面，全球发展中心都做得很好。”
但问题是美国法律并不强制要求非营利的智库机构公开它们的资金来源和细节。这就让人难以判断智库的影响力到底是不是被“买”来的。而智库和外国政府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也让智库与游说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美国于1938年通过了 “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一部联邦法律已经为智库与外国政府的交往划定了一条红线。该法律规定，凡是接受外国政府资金并有意图左右美国公共政策的团体需到美国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纽约时报采访到的一些法律专家表示，某些美国智库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可能已经触犯了该法。
然而事实是人们很难得出美国智库与外国政府存在某种交换关系的结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华盛顿智库中国项目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拿不出有力证据证明智库的学术中立性因为接受了外国政府捐款而被妥协。”他说，资助方往往会选择把资金投给一个和自己立场相近的智库，而不是赤裸裸地去收买。
“拿了钱的智库尽管它不会公开说我为某个国家所收买或者服务，但哪些话它不说你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它不说的这些话反而是更重要的。这么做（智库）可以把决策者的关注点和舆论中心引到资助它的国家想要别人看到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最有效的权力运用，就是控制议事日程。”
当然，智库也有自己的难处。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自1980年以来，美国大大小小的智库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823家。然而，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却减少了。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2013年对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谈到华盛顿智库正沦为党派争斗的工具时表示，智库面临着巨大的筹款压力，它们每天要花超多的时间去筹款。
或许正如布鲁金斯学会一名学者对纽约时报表达的，是学者的自我审查真正发挥了作用，但毕竟筹款环境艰难而智库也不得不想办法撑下去。
中国并没有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被点名，只是被提到中国也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3个海外资助国之一，但这并非意味中国对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不存在。只要粗略一看就能发现，华盛顿几乎所有涉及外交或经贸领域研究的智库都设有中国项目或者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不仅有桑顿中国中心，还在北京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也在清华大学设有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还有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设有基辛格中美研究所。
与直接给智库捐款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与智库学者直接接触这种可能是更为高明的方法去左右华盛顿智库的专家和学者。9月初，中国共产党邀请了50多位全球知名智库学者到北京参加“2014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请他们给中共改革和执政谏言。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中国正在以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对海外智库的学者进行统战和宣传。他说：“这种接触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就是搞好和这些学者的公关，如果不能完全收买的话，至少让他们中立化，不至于对中国进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