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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倡导者:梵蒂冈应擦亮眼睛,别上中国的当


2018年10月14日,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主持教会仪式时的圣彼得广场。
2018年10月14日,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主持教会仪式时的圣彼得广场。

不久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前全国人大代表郭金才还是受罗马教廷绝罚的“非法主教”,如今他却是教宗方济各的座上宾。

星期一(10月15日),郭金才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袖结束了对罗马的访问,启程返回中国。他们此行是受教宗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

“我很高兴以中国主教的身份第一次来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我们感到教会是一家,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接待,”他对当地媒体说。

郭金才待遇的转折点是中国和梵蒂冈9月底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的一纸临时协议。根据协议,教宗承认了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条件,北京宣称允许教宗在中国未来的主教任命问题上有发言权。

这项协议无疑标志着双方关系历史性的转变。1951年,在取得政权几年后,中国共产党政府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将数百名外国神父和主教驱逐出境。

尽管这项临时协议的诸多细节仍不为外界所知,但是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争议仍然在继续。

近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聚焦中国和梵蒂冈关系以及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忧虑与悲观的论调笼罩着会场。

人权律师和国际宗教自由倡导者妮娜·雪亚(Nina Shea)说,梵蒂冈非常看重这项协议,这是他们的“尼克松时刻”。过去20多年来,梵蒂冈一直试图与北京达成某种协议,并为此不惜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漂白”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

雪亚说,不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看,她都对梵蒂冈与北京近期达成的协议感到悲观。她说,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人权打压。不管由谁来任命主教,这些主教都不会拥有自由,都无法正常地布道、传承教会的教义。

中国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教徒,教徒分属于中国官方监管的天主教爱国会以及拒绝接受中共当局指令的地下教会。梵蒂冈方面说,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有助于弥合中国天主教教徒的分裂,让两个教会“迈向合一”。

一位信徒2018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圣约瑟夫教堂外祈祷,这是一个政府认可的天主教堂。
一位信徒2018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圣约瑟夫教堂外祈祷,这是一个政府认可的天主教堂。

“教会会被统一起来,没错,”雪亚说,“但是正如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君所言,更多的人会被关进笼子里。 这个统一的教会意味着,中国那些忠诚而苦难深重的地下教会将进一步被噤声。他们会变得更像是朝鲜的地下教会。”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丹尼尔·马克(Daniel Mark)也对中梵关系的前景表示不乐观,理由是教宗在主教任命方面究竟有多大发言权尚属未知,此外,中方还可能拒绝履行协议。

“教宗可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沦为一枚橡皮图章,”他说。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丹尼尔·马可(左)和非政府组织自由媒体在线主席泰德·里皮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讨论中国和梵蒂冈关系及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 (美国之音萧雨拍摄)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丹尼尔·马可(左)和非政府组织自由媒体在线主席泰德·里皮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讨论中国和梵蒂冈关系及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 (美国之音萧雨拍摄)

马克认为,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把他能触碰的一切“中国化”,包括所谓的“宗教中国化”。他说,天主教会与中国达成协议,势必意味着对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和妥协 ,而这也会为其他国家开创恶劣的先例。

有评论称,台湾可能成为北京与梵蒂冈这项最新协议的受害者。梵蒂冈是欧洲地区唯一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

马克赞成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一定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利用与梵蒂冈日渐密切的关系,让梵蒂冈在孤立、抛弃台湾的努力中发挥作用。”

他说:“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清楚中国的行动和意图,不能受骗上当。”

非政府组织自由媒体在线主席泰德·里皮恩(Ted Lipien)同样认为,不能指望极权政府信守承诺。

他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梵蒂冈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与共产专制统治下波兰的关系。1950年,梵蒂冈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是天主教廷第一次与共产主义政权签署协议。

里皮恩说,有时极权政府会图一时方便,与地方教会和梵蒂冈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些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当权者很难被完全信任。

“因为他们缺乏合法性,背负着杀人和镇压的沉重历史包袱。这些政府害怕说出真相,会用宣传打击真相,”他说。

里皮恩认为,极权政府在达到目的后,会置协议精神于不顾,继续打压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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