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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1:27 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爸爸,无论多久我们等你回家-专访律师夏霖之子


夏霖和他的儿子夏崇禹

20岁的夏崇禹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2014年11月8日,地点是北京的家中。

“一大早的时候有一帮人敲门,都是便衣。我妈开门之后,他们就冲进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在客厅睡的,他们就径直先冲过来找我。把我晃醒了,然后拎起来,问我是不是夏霖。”

夏霖,夏崇禹的父亲,46岁,知名维权律师,曾为艾未未、浦志强、郭玉闪等一批中国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出任辩护律师。

睡得迷迷糊糊的夏崇禹第一反应是:家里进强盗了。练过剑道的他反手就要去抓床头的竹剑。妈妈和奶奶赶紧把他拦下了。

“我记得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摄像机,吼我们,让我、我妈还有我奶奶在厨房门口站成一排,拿摄像机对着我们。其他人就在屋里面到处翻东西,到卧室里把我爸控制起来,后来就把我爸带走了。”

夏霖出事,一家人其实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也没料到后果有多严重。

夏霖自己也是神色轻松,大冬天的,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红色格子衬衣就跟他们走了。

“走的时候我爸还跟我们说,没关系的,就是取证,调查只能调查24个小时。他马上就会回来,叫我们放心,然后……就到现在也没见过他了,”夏崇禹的声音有些哽咽。

2016年9月2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夏霖诈骗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法学界和人权团体普遍认为,夏霖被判重罪,实则因为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为弱势群体发声而受到中国官方的政治打压。

夏霖坚称自己无罪,提出上诉。此案的二审将于近日开庭。

八九是什么?

在夏崇禹的童年记忆里,做律师的爸爸总是很忙。有好多年,爸爸都是一个人在北京,他和妈妈在贵州,一家人一年才能见上两次面。

小时候最喜欢骑在爸爸夏霖肩头的小崇禹
小时候最喜欢骑在爸爸夏霖肩头的小崇禹

小时候,爸爸喜欢把他扛在肩上,还常常恶作剧地躲起来吓他。每当这时妈妈就会很生气,而爸爸却总是乐此不疲,“现在回想起来,五味杂陈。”

小崇禹4岁左右的时候,一天,他问爸爸:“八九”是什么?家里的简报、书籍上常常印着“八九” ,他对这两个数字格外敏感。

爸爸皱着眉头望着他,“他想了半天,表情挺凝重的,突然笑了一下,跟我说89年发了一场大洪水。你妈妈他们,因为我妈妈是部队消防的,就用麻袋去堵洪水。”

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件事,夏崇禹知道爸爸是在向年幼的他掩饰内心的伤痛。

要到很多年后,夏崇禹才会真正明白“八九”这两个数字的含义。

那时候,他已经上初中,因为成绩不错,被选中加入共青团,“回家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时,我爸突然情绪特别激动,坚决反对我入团。”

第一次,爸爸像和成年人对话一样,向他讲述了1989年记忆中那个黑色的初夏 。

那一年夏霖19岁,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的大一新生。5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已经戒严,他和同学们在重庆市政府门口静坐,声援北京学生。广场的灯都灭了,一片漆黑,天上还飘着小雨,一大群军警包围着他们。

6月3日凌晨,北京的枪声响了。 得知消息后,他和几个同学来到歌乐山烈士纪念碑前,愤怒地撕碎了团员证。

夏霖曾经和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故事。讲到动情之处,泪如雨下。八九是他的一个心结,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心结。

夏崇禹最终没有入团, 在学校的政治教化和父亲的故事间,小小年纪的他选择相信父亲。

我想为这个国家做更多事

夏霖做律师其实是半路出家。22岁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在贵州省公安部门当警察。

“他去当实习警察后,就觉得很难受,他说觉得这个工作‘挺龌龊的’,然后就辞职,去考的律师,” 崇禹后来听爸爸讲。

几年后,夏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贵州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接的都是商业案子,包括为茅台酒厂做法律顾问,家里从不缺好酒,生活轻松安逸。可是夜半时分,他常常会对妻子林茹说:“我其实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

“而我会说:‘你千万别出去说啊,别人会笑话你的’ ,”林茹在一封写给夏霖的信中说,“我是真的觉得会被人当自大狂的,一个小小的律师常常说这样的话,想这样的事,有些自不量力吧。”

可是后来这类话夏霖越说越多,终于有一天,他放下了工作,离开了家,奔向了北京。那一年他30岁。

“听妈妈说,当时爸爸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夏崇禹告诉美国之音:“(文章说)89这代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作为,他特别难受,他跟我妈商量,他一定要去北京才能施展他的抱负。”

在北京,夏霖进了北大法律系,也结识了一帮有情有义的好弟兄,这些人日后都成了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如当时的北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后来的传知行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

二十七年不改初心

正直、义气、固执是夏崇禹对爸爸的评价。

“我跟我爸关系挺好的,特别像哥们那种关系,”他说,“我爸是一个挺江湖的人,特别够义气,为人挺坦荡的。”

夏崇禹记得,有一些事情会让爸爸特别愤怒。 有一次在贵阳街头,他看到一个城管在赶一个擦皮鞋的小工,冲那个小工喊:“滚!”他顿时暴跳如雷地冲上去,对城管喊:“你有什么权力让他滚?!我是律师,你没有这样的权力!”

爸爸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小崇禹在报上读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小贩、复原军人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的报道。他央求父亲说:“爸爸,你帮帮他吧!”

夏霖主动找到崔英杰一家,提出免费为他们辩护。在这个案子上,他投入了很多心血,最终救下了几乎被押上刑场的崔英杰。

崔英杰案引发了空前的社会关注,也让夏霖名声大噪。

“后来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的小学老师听说了我爸是夏霖,还请他到我们学校来做了个演讲,” 至今说起这事,夏崇禹都骄傲不已。

在他的记忆里, 那是父亲第一次介入维权案件, 随后他又接手了另一个震惊世人的敏感案件——湖北洗脚女邓玉娇刺死淫官案。

“09年的时候,我爸接了邓玉娇的案子,我家当时离我爸的律师事务所很近,有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有人跟踪他,才开始特别紧张。”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夏霖总是这样笑着安慰家人。他的维权事业却一发不可收拾:从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学童名单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成都作家冉云飞案,从中国最具争议的艺术家艾未未的发课税案,到维权律师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罪”案……

2014年10月,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夏霖责无旁贷地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一个月后他自己也进去了。

一年后,郭玉闪取保候审重获自由,夏霖却因为“零口供”仍然身陷囹圄。

郭玉闪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夏霖:“二十七年来,始终不改初心。从贵州到北京,从商业律师到人权律师,人生的路,越走越坎坷,越走越惊心动魄。”

人家来了 你只能跑

在异乡的土地上,夏崇禹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在异乡的土地上,夏崇禹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爸爸出事后,夏崇禹被家人送到美国读书,“那时妈妈非常焦虑,担心我被牵连,她认为我的远离才能让她和父亲安心。”

2016年5月暑假他回到北京,听说爸爸的案子6月17号要开庭,他准备去旁听。

但是就在开庭前几天,林茹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因为之前有维权律师王宇一家在首都机场被限制出境的先例,经过前思后想,家人买了机票,让夏崇禹在庭审当天飞回美国。

在飞机上他很难过,“我真的特别想去旁听。我做儿子的,就在旁边看他两眼,鼓鼓劲、加加油也行啊。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就是任人宰割,人家来了,你只能跑。”

三个月后,妈妈打电话来告诉他:“判了,12年。”

等你回家

2017年中国农历新年,夏家仍旧天各一方。

夏霖还在铁窗背后,这是他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三个春节;林茹独自在北京,为即将开始的二审奔走。她坚信丈夫无罪; 夏崇禹继续在美国念书。在异乡的土地上,他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也更加理解了爸妈。

对于即将到来的二审,他们没有抱幻想,毕竟在中国,卷入政治敏感案件的人大都凶多吉少。

“我爸还在做无罪辩护。我们觉得无罪的可能性真的满小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算要判的话还是年数少一点吧,” 夏崇禹说。

此时, 他最想告诉爸爸的是:无论多久我们等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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