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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16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关税之矛与承诺之盾--经济学家谈川普贸易政策和中国改革意愿


美国总统川普3月22日签署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总统备忘录前发表讲话(路透社)

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计划从三方面行动,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行为予以回击:每年对近6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对中国在美国投资设限,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诉讼。川普宣布关税计划,导致道指当日大跌700点,跌幅近3%。市场担心川普对中国产品施以大规模关税,将招致中国报复性回应,甚至触发贸易战。

当上周末传出川普政府计划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的消息后,美国商会发表声明,支持总统为对等和公平的美中贸易所作的努力,但敦促总统放弃关税计划。随后,至少45个行业协会在一封联署信上对川普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批评者认为,关税会招致报复,也不会达到预期目的。

星期四,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后,美国商会通过电邮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个书面回应说,“政府着重修复美国与中国的公平贸易关系是正确的。但美国商会认为以新关税的形式向美国消费者和创造就业者征税,是无法实现那个目标的。”

周三和周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连续两天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作证时,面对议员连番质问,以及所表露的忧虑,表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在星期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川普贸易政策听证会上,莱特希泽说,在他看来,美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已经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知识产权是美国仅存的最大的优势。

莱特希泽说,既然是个问题,就要解决,但过往几届政府针对中国贸易不当行为所采取的行动无一见效,而他的判断是,应该通过关税和投资两方面着手。

目前关税尚未开始施行,还无法判断效果。中国对川普的关税计划很快做出回应,并准备了一个每年3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计划。

莱特希泽解释了川普新关税的目的。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3个主要智库的经济学者:自由主义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贸易专家科林·格拉博(Colin Grabow)、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贸易学者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资深研究员布拉德·西斯特(Brad Sester)。

3位经济学者分别回答了3个相同的问题。

记者问:“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众议院作证提及前几届政府在促使中国改变其贸易不当行为方面做出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效果。莱特希泽说,他自己的判断是,可以从关税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向中国施加压力。川普政府的关税和投资手段是否更有胜算?”

科林·格拉博说:“我很怀疑仅靠单方面施压就能达到当局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没有听说过去曾有过用这种办法对中国成功施压的例子。我也怀疑习主席会去做被视为向川普的要求低头的事。我怕的是(川普)政府对贸易战表现出的明显的愿望将会造成许多附带损害,却远远无法取得明确的胜利。还有就是向WTO提出诉讼,还有待观察。”

克劳德·巴菲尔德说:“(当局的做法能否成功)还很难说。他们说有关税、投资和WTO诉讼。我认为关税是个错误。首先,报复会对美国消费者和商业造成伤害。投资方面应该更有可能。我会把目标放在信息技术方面。如果中国人不改变做法,要求我们签网络安全法、信息法,那我就会对阿里巴巴和腾讯关闭资本市场。所以我并不反对采取措施。我认为本届政府在WTO对中国提起诉讼的做法也是对的。但是我不认为WTO目前的规则能够应付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很多其它和互联网有关的贸易行为。WTO的谈判机制是在199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互联网。”

布拉德·西斯特说:“我认为可能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两种是近期的。一种结果体现美国正在转向的政策,是一个缓慢的脱离过程的开端,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将美中经贸的整合从当前的水平逐渐减弱。在某种意义上,美方日渐累积的挫折感把美国从这个关系中拉回来。中国不愿意可能导致重新评价的政策。我想这是一种重要的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后形成的,不是即刻会产生,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美国施压下做出转变,也可能是中国认识到那样符合自身利益,给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相应习近平领导全球化的愿望。

“第三种结局是,从概念上讲,是美国撤回了,即便在中国没有显著动作的情况下。我想我很难得知哪种情况最有可能。”

记者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闭幕时提到中国会进一步改革,开放金融市场,在一些方面会超出外国企业所要求的。 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已经成为中国副总理的王鹤,也曾在达沃斯论坛上有过类似表述。按照你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理解,中国是否真的做出改变?”

格拉博说:“我认为,川普的关税计划更可能浇灭中国方面实施改革的前景,而不是鼓励它。中国过去在受到多边压力时,例如通过WTO,曾经表现出改革的意愿。与之相反,我不觉得单方面的努力能够结出果实。事实上,看起来美国想要的任何改革,现在看上去更难实现了。”

巴菲尔德说:“川普时期开始出现变化。很显然习近平从去年起就在开倒车,在国内加强控制,并推进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以中国技术替代外国技术。事实上川普政府还没有开征600亿美元的关税,有60天时间可以谈判。我想那样可能会促使中国拿出一些方案。但我还是怀疑,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涉及互联网,涉及许可证和知识产权。我不认为中国人现在已经做好改革准备了。美国方面,我们看到股市跌的很厉害。川普的某个顾问或许告诫他,这会影响到11月份的选举。”

西斯特说:“中国已经说愿意做出一些小的改变,特别是已经讲了一段时间的允许更多美国的金融公司进入中国。我本人还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显示中国在重新考虑其产业政策或‘中国制造2025’,因此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一个混合结果。

“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些在中国国内得到支持的改革,与川普政府希望看到的有差距。

“川普政府过度强调了贸易逆差,但是我认为中国进口的许多产品数量偏低。国外产品进入中国还面临市场障碍。减少这样的障碍,有助于缩减美中贸易逆差,也可以削减中国在全球的顺差。”

记者问:“在贸易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除了关税,川普政府还可以采取什么办法?”

格拉博说:“中国需要做大量的事,从降低关税到国有企业私有化,强化透明度和法治。川普政府应该放弃关税,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进行接触,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由此形成的多边压力通过WTO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更有效地对中国施压。美国也可以考虑和中国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

巴菲尔德说:“我看不到其他什么好办法。你可以向世贸投诉,但要花数年时间。”

西斯特说:“我不相信中国真的愿意改变,所以我认为应该用更严格的制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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