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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2:02 2018年8月17日 星期五

焦点对话:高考恢复四十年,改变中国人命运?


焦点对话:高考恢复四十年,改变中国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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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对话:高考恢复四十年,改变中国人命运?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影响最深远的成就之一,是在1977年主导恢复高考制度。高考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也为当时凋敝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急需的新鲜血液。但是四十年过去,这个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多的批评是高考以考核知识而不是能力为重点,使中国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困境。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后首批入校的学生,今天已经是六十上下的人。他们对于当年这个改变人生的事件有什么感受?从1977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入学率,到今天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入学率,高考还有多大的权威性?中国整个社会选拨精英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高考的影响?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北京独立学者罗立为先生;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编辑胡平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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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说,恢复高考,是恢复,而不是创新;是纠错,而不是发展。但经历了毛时代的疯狂与荒唐,人们期待不高,邓小平让教育回归正常轨道,仅此一点,他就大得人心。仅从文革后的历史来看,恢复高考,的确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命运,不至于蹉跎,而且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或接近人类正常轨道。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起飞,与高等教育的恢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陈破空表示,通过高考,聪明好学者得以出人头地,恢复或增强了社会的竞争力。但羊肠小道上的竞争,也让很多人失意、自卑。填鸭式的学习,死记硬背,应试化的高考,未能出培养中国人的创造力。相应地,中国创新能力地下。拥有最大的人口,却没能产生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高考和教育存在严重短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都亟待改革,但打着“改革”名号的行为,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滑行。

罗立为是77级本科生。他在谈到自己的高考经历时说,我自幼的目标就是“上大学”。“文革”开始时我刚进初中一年级。历经三年“红卫兵”“文攻武卫”时代,1969年被踹下乡到涪陵珍溪永义公社大兴三队,一年调回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车辆段当列检工八年。 1975年, “白卷” 张铁生搅黄考试。什么时候有机会考大学,成为我与许多同龄人心灵的沉重压力,很多人觉得今生无望了。1977年10月, 《人民日报》公布“招生简章”,让几千万下乡知青、在校初-高中学生-家庭突然看到希望。对于我们这样“年龄”超标(25岁以上)的考生,很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当时为了准备高考,没有参考书和复习资料,也没有“辅导老师”(因为他们也要参加高考),“底气”唯有多年的广泛阅读。最后我数学仅仅考了5分,没能进北大图书馆系和 “不收第二志愿”学校,被我的最后志愿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但是和绝大多数人比起来,我还是幸运儿。因为当时通过高考入学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后来除少数进党校、电视大学、自学考试者,绝大部分落榜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务农、厂矿交通商贸职工——然后下岗,成为社会底层。“高考失败”事实上打垮了他们“人生的锐气”。

罗立为说,1949年以来的大陆“高考”,是为中共选拔“革命干部”之用的,标准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又红又专”。哲学系、政治经济系、政法系更是“接班人”首选。只要“忠诚”“中国逻辑”,不要批判性-创造性思辨能力。到1989年,“接班人”概念弱化,中共意识到大学生不太可靠。在那之后,“双向选择”,“自谋职业”,“大学扩招”,大学教育事实上已经普及——“高考”及大学已经成为“考试机器”, 毁灭年轻的学子,成为国家创新与进步的阻碍。“考试机器”制造的所谓人成为博士、博导、院士——再复制成千上万的“考试机器”;恶性循环之下,公务员也成为“考试机器”,工作施政能力极度低下,智商情商在普通民众之下:李肇星、王勇平、姜瑜、华春莹等官员一开口就成“经典”就是例子。

胡平表示,恢复高考在肯定邓小平的贡献时,也不要忽视华国锋的作用,毕竟华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具体负责的邓小平,通过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威信。但是时隔四十年,再回头看,也无需过分夸大恢复高考的影响。现在的人上大学、出国留学,不会再感谢党、感谢某位领导,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因此评价恢复高考,只能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胡平谈到了自己考上78级研究生的经历:我是老三届高中生,77年本来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当时成都出台了个土政策,体检不合格的不能报考,我是上山下乡以病残的原因从农村回来了,所以没能报考。1978年开始可以考研究生了,没有身体的限制,五毛钱的报名费,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经过了笔试、复试,包括在北京的面试,我都是哲学系的第一,但是北大从成都调取我的档案政审时,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黑五类,录取时出现了麻烦。因为我父亲是1952年被共产党处决的反革命,我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类,档案中肯定也记录了我的一些所谓反动言论。所以有人认为这样的人不能录取,也有人认为既然让人家考了,又是第一,应该录取。后来北大又专门派两人到成都走访调查,大家都对我评价很好,我成为北大最后一个录取的。这事对我影响很大,从一个病残回城打零工的,一下考上了研究生。当时有很多关于自学成才、感谢党和领导的报道,我这种人能被录取就不错了,自然不会报道。

胡平说,高考有很多弊病,但比较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要取消改革,很多家长也会反对。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套标准化试题,别于阅卷和录取。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等没有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夏明认为,作为恢复高考的主要推手,邓小平的主要功绩是把中国停滞了十几年的科技的发展恢复起来,将成千上万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为中国展示了新的经济对外开放的局面,为邓小平后面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基础。

由于高考为底层创造往上流动的机会,很多人将其比作古代的科举考试。夏明认为,经过文革的动乱,高考帮助中国的统治精英提高了创造力和想象力。高考以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自我更新,激发了自身的创造力。第二,高考促进了社会精英的流动,过去是通过打仗和流血。但是在和平时期,高考使得党跟精英联盟,也促进了读书的热情和学习的高潮,随之强化了人们的记忆和对知识的积累,对中华文明是一个积极的影响。

夏明表示,高考刚出现时,作为选拔机制来讲,非常重要。而今天高考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随着中国大学取消包分配以后,职场的饱和使得大学文凭不再是进入职场的护照。高考和本科教育的作用降低了。现在高考的作用是通向中级的人才培养,它的主要功能是将年轻的学生们社会化,将他们引入主流的价值观。夏明认为任何人才所需要的基本素质有两个:博闻强识和勤奋的态度,高考基本上能够测试出学生这两方面的能力,至于创造性,是大学本科之后研究生等阶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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