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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8 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从“根红苗正”到反对派:被“六四”彻底改变的人生轨迹


1980年代末,张毅在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读法律。他说,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

张毅是1989年6月4日下午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抓的。

“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北京开了枪,武汉这边立马就知道了,武汉也是沸腾了,大家又全部上了街,” 张毅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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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后,被捕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下午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我从黄鹤楼楼下的铁路上往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走,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把我夹在中间,……几个人把我一架,嘴一蒙地就把我塞到车上。当时的场景就跟抓间谍一样。”

1989年,民众示威不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也蔓延到中国60多个城市,武汉是其中之一。

那年,张毅24岁,头发乌黑,目光坚定,他是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名电工, 刚刚读完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法学院的课程。

“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一切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张毅说。“所以我参与了反官倒、反腐败的(89民运),因为腐败和官倒和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和北京及中国各地的示威一样,武汉的民众抗议也被政府镇压。

1989年6月14日的《武汉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邓小平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的张毅“锒铛入狱”的消息被刊发在一个角落。

报道说,5月4日下午,张毅冒充学生,参加在省政府门前的静坐、演讲、游行等活动,发表煽动性演讲,导致交通被封堵。他还多次鼓动人群拦堵京广线。报道引述他的话说:“铁路堵三天,全国经济就会瘫痪”。

张毅至今保留着这张泛黄的报纸,那是家人去探监时夹在衣服里偷偷带给他的。监狱的狱霸发现了,用烟头把报纸烧了一个洞。

因为参与“六四”,张毅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判刑两年。

“当时是刑讯逼供,要我交代同伙。从看守所到最后服刑的地方,他们都打了招呼的。我当年(被打得)最狠的时候,前胸后背都是紫的,头肿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大了一圈的脑袋,又说,“把我两个耳朵重度地打残了。我现在是一级残疾。”

在那个“六四”不能被提及的国度里,张毅年年纪念“六四”,坚持公民维权。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他被当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喝茶、短期拘押成了家常便饭。

“国保正面接触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家根红苗正,你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张毅告诉美国之音。

“我爷爷解放前就是地下党,我父亲14岁参加革命,”他说,“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是一个爱党爱国的热血青年,因为经历了89, 活生生就被他们逼成了一个反对派。”

2019年底,冠状病毒在武汉出现后不久,张毅和志愿者们成立了“武汉互助共济会”微信群,协调救助工作。封城期间,他不顾警方训诫,多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1月23日,武汉封城第一天,张毅说: “ 这个国家完全乱套了。官员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我们都是韭菜。”

3月3日, 武汉市民还在围城中煎熬时,对于疫情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中国政府推出《大国战疫》。“我们要送给他三个字,不要脸,”张毅说,“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才是大国担当。”

3月10日,疫情暴发40多天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度视察武汉,通过视频隔空慰问火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张毅说,“他表演他的,我们就是要活命的。”

在张毅看来,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官民矛盾越来越严重,言论钳制却比那时还要严重。

“现在基本上又回到文革初期了,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他说。

不过,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却抱着异乎寻常的乐观。他相信,这次疫情就像前苏联那场危害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一定会让国际社会有所警示,也会让中国内部更多有胆识,有家国情怀的人出来发声。

“当我们都不怕的时候,就该他们颤抖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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