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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15 2021年4月24日 星期六

疫情受控下 新加坡外籍劳工仍被强制隔离


资料照:新加坡地标鱼尾狮和金融区

被视为新冠肺炎重灾区的新加坡,近期疫情逐步受控,民众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与此同时,当时数以万计外籍劳工,包括不少来自中国的工人,仍然被强制隔离。无法正常工作却被迫滞留新加坡的外劳,他们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之音接触到一名曾因感染新冠肺炎被强制隔离的中国工人,从中了解到新加坡外劳宿舍的实况。

疫情受控下 新加坡外籍劳工仍被强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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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韩永吉从老家河北定州市到新加坡当建筑工人,本来每月赚取到两千多块钱新加坡币,但他不幸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右眼失明,治疗期间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长时间要在外劳宿舍接近隔离。

新加坡外籍劳工宿舍(韩俐颖提供)
新加坡外籍劳工宿舍(韩俐颖提供)

韩永吉向美国之音回忆,被隔离时要和另外11个名工人睡在同一房间的上下铺床,共用洗手间和厨房。

韩永吉说:“我们这房间住了十二个人全部都是中国人。铁床。双层床。两个洗手间一个厨房。洗衣服不方便。洗完没有地方晾干。每天伙食会送到劳工营,他们会用喇叭吆喝一下,每家宿舍会派一个人去拿。”

韩永吉对于外劳宿舍的安排基本满意,但失去人身自由使他难以忍受。

韩永吉说:“它不让你出宿舍,专门有人看着你,一看见就喊你。我们接受隔离时,在院子里可以走动,甚至安排早操活动,让我们心情愉快。人们都想出去透透风。留在宿舍里没有病也会熬出病。时间太长了。”

疫情使外劳宿舍人心惶惶。韩永吉埋怨宿舍为工人提供的监测太少,自己和多名室友几乎被延误诊断。

韩永吉说:“我们在劳工营,两个月内总共才检查了四次。它根本把我们劳工不当回事 。一开始一个也没有感染。 最后一次检查当中,12个人检查了六个,我们六个都有(感染),就把我们六个人搬出去了。工人对政府一点信心也没有,都想回家。”

韩永吉本人已于上个月返回中国。

新加坡半数外劳感染新冠肺炎

河北人韩永吉因疫情关系在新加坡被隔离超过半年。(韩永吉提供)
河北人韩永吉因疫情关系在新加坡被隔离超过半年。(韩永吉提供)

韩永吉所描述的外籍劳工感染情况并非个案。根据新加坡官方数字,疫情爆发至今全国共有接近六万起确诊个案,当中绝大部分是经由核酸检测证实受感染的外籍劳工,但如果连同接受血清测试的外劳一起计算,染病外劳总数超过15万人,也就是说,住在40多家外劳合法宿舍的超过30万名外劳,几乎每两人就有一人受感染。

韩永吉的个案一直由外籍劳工权益保护机构“情义之家”社工陈宇翰跟进。陈宇翰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约有三分之一的外地劳工是住在劳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也主要是针对这批外劳。

陈宇翰说:“(法令规定)他们没有雇主的允许是不能离开劳工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譬如医院的预约等等,所以他们每天要工作的话,会有雇主派专车把他们载到工地,做完工就会乘车回到工地。工人们不能私自出外活动,连到超市买东西也不可以。”

“情义之家”曾向政府反映外劳的困境。其后当局颁布了另一法令。

陈宇翰说:“过去数月有报道说,有外劳在劳工营里自杀了,暴露了很多工人已经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向政府提出了,过多的封锁和管制会对工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其后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容许工人每周有三个小时到特定的休闲中心,但后来发现这个政策并不讨好。为什么呢?三个小时太短了,一来一回就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剩下的时间并不多。另一方面,外劳也必须向政府申请。通常这类消闲也就是去见见朋友聊聊天,一个人出去逛街是很无聊的事情,见不到朋友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媒体人:隔离外劳形同歧视

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俐颖((韩俐颖提供)
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俐颖((韩俐颖提供)

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俐颖十分关注当地外劳的处境。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疫情受控后,政府进一步放宽对普通民众的限制,,但外劳变相失去自由的情况仍然持续。

韩俐颖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出来?出来的时候还要申请?我们新加坡人都可以出去逛街,探亲吃饭,连看电影都可以,没有理由把这些工人一直限制在宿舍里面。”

去年四月中,新加坡疫情日益严峻。政府从那时开始把感染数字一分为二把外劳宿舍的数字区分出来。韩俐颖认为,此举等同社会歧视。

韩俐颖说:“从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些工人和新加坡民众区分对待。疫情还没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疫情爆发后,当局分别发放感染数字也没有什么意外。政府说的,他们(外劳)不算是真正的Singapore residents (新加坡居民),只是暂时性在新加坡工作而已。”

韩俐颖表示,就连当地一些主流媒体也火上加油。

韩俐颖说:“‘联合早报’居然登了一篇文章,说大多数移工(外劳)来自落后国家,他们的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一下,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把他们关进这些宿舍里,”

自从疫情爆发后,新加坡外劳宿舍的设施与卫生条件备受外界质疑,认为工人自由被限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大大增加了传播风险。

韩俐颖说:“有一些工人说,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不清楚是因为他们染病被隔离,还是因为他们的室友染病而被隔离。让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那些管理人说,我们要把你移到另一房间去。他们不知道为何要搬出那个房间,是因为他们自己染了病,还是因为别人染了病。”

滞留宿舍的外劳除了担心染病,也担心停发工资下家人生计难以维持。

韩俐颖说:“经济的压力就变成精神压力。他们打电话回家时,不仅不可跟家人交待他们有没有染病,还不可以跟家人交待有没有钱寄回去。一天到晚在房间里其实没什么事好做,也就一直坐在那里想。最糟糕的是,其实宿舍的环境本来就挺恶劣的,隔离期间突然要在房间里呆一整天,他们就说很热很不通风。”

外劳为自保保持沉默

韩俐颖表示,外劳在新加坡没有什么发言权。工人普遍担心,一旦自己的言论引起雇主或政府不满,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也因此留下的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韩俐颖说:“我们的路,我们的这些建筑物,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市场和学校都是他们建的,甚至我们的政府组屋都是他们打扫的,所以其实我们欠他们很多,因为他们的功劳,我们才能发达。我们给他们的工钱又给的特别少。”

数字显示,连同外佣在内,目前新加坡约有60多万名外地劳工。“情义之家”社工陈宇翰向美国之音表示,从事蓝领,也就是建造、海事、制造和服务行业的外劳当中,中国工人占比为两到三成。

陈宇翰说:“最近这几年大部分是来自河北、江苏、山东、安徽,东北的也有,吉林省的也有,早十多年前来自南部省份的会比较多,现在来的主要是北部的。促使移民工来这里的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吧。虽然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发展好像很不错,可是农民工还有体力劳动这类工人,不是每个都能够找到工作。”

陈宇翰说,在去年疫情最严峻期间,有很多中国工人选择离开新加坡。当时他每天接到许多中国工人的求助电话,但他也提到,部分行业对于劳工需求下降也影响到中国工人的去留。

陈宇翰说:“特别是海事跟建造业,跟体力劳动有关的这个领域开始缓慢下来,出现萎缩。很多雇主收紧裤带,倾向于雇佣那些印度和孟加拉籍的员工,而放弃中国籍的员工。一个中国籍员工的工资可以达到其他国籍的三到四倍。从几年前开始就有这个趋势,雇主开始放弃中国籍的员工。”

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和追踪能力备受国际社会赞扬,但强制隔离外劳的措施,却让这座国际城市的形象蒙上污点。

美国之音记者就外界对强制隔离外劳的质疑,透过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邀请人力部官员接受采访以及发表声明,可是到周四截稿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任何回应。

不过,新加坡人力部去年成立“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接手外劳宿舍的抗疫工作。小组发言人Martin Koh日前对亚洲新闻台表示,当局会着手改善宿舍的环境。

Martin Koh说:“当局正与宿舍负责人紧密合作,希望能为外劳提供更宽敞的环境,但一切都需要时间。我必须澄清,外劳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报道,有关禁令只限于高风险的上班繁忙时间。在其他时段,外劳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即使我们强烈呼吁雇主为他们安排接送。”

Martin Koh表示, 随着疫情缓和下来,外劳获准离开宿舍的次数可望增加,但他强调,除非疫情结束,否则当局不会取消对外劳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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