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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9:43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焦点对话:评说卡斯特罗,中国官民不同调?


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全球对其评价两极。古巴一些民众沉重哀悼,美国大批的古巴流亡者却狂欢庆祝。在国际社会,朝鲜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赞扬他“不朽的历史功勋”,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称他为“英雄式的传奇领袖”。相比之下,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之为“残暴的独裁者”。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一位古巴移民的儿子,更表示“独裁者死了,但独裁没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卡斯特罗到底是英雄还是暴君?从世界对他的两极化评价,中国执政者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龚小夏表示,卡斯特罗是二十世纪列宁运动最后一位旗帜人物;他的死亡标志着列宁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和灭亡。卡斯特罗是暴君还是影响,看古巴人如何用脚投票便知道。古巴人民没有投票权,但是,卡斯特罗上台后,超过人口百分之十的古巴人凭借自己的双脚,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古巴来到美国。古巴曾经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之一,但是几十年统治下来人民生活大大落后于时代。仅仅从这些来看,对他的评价是显而易见的。不少西方人士正面评价卡斯特罗的作为,很多来源于美国、西方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幻想,如全民健保等。其实根据古巴难民的说法,尽管古巴拥有全民医保,但是很难排队看到病。另外,免费教育本身的质量也是很糟糕的。

龚小夏说,西方知识分子和左翼一直对社会主义理念抱有幻想。例如在美国大选中角逐民主党候选人地位的桑德斯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西方的左翼思潮就像病菌一样,每隔数年便要爆发一次。西方左派热衷操纵别人的命运,希望通过权力来设计别人的生活。他们认为芸芸众生没有能力来管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因此需要他们来通过全盘大计划来计划人类的一切。因此,他们很羡慕共产主义国家那些还没有失败的独裁者,对自己民主体制中一人一票的做法倍感痛惜。其实如果这些人让他们真正见识古拉格群岛,见识文革,见识古巴的人权迫害,他们的左派幼稚病就会被治愈了。

王康表示,战后西方左派植根冷战危机,也与共产国际的全球渗透有关。拉丁美洲左翼革命更是莫斯科直接插手的产物。古巴革命后一年,苏联就把导弹运到古巴,差点酿成核战争。卡斯特罗曾是毛泽东眼中的反美英雄,中国人的革命偶像,后来又站在苏联一边指控中共。卡斯特罗之死,标志第三世界共产革命时代结束,古巴进入动荡时期,美古关系面临新挑战。习近平高调悼念卡斯特罗,不仅是向最后一名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领袖致敬,全面强化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北京填补苏联解体丶全球化时代古巴和拉美的战略要冲的实际需要,是其全球反美反西方战略的战略需要。

陈破空认为,卡斯特罗当初发动革命是为了推翻独裁者,革命成功后,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为更大的独裁者,只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和嘲讽。中国政府对待卡斯特罗,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当今中国和古巴政权,都属于少数几个残存的共产党政权,同病相怜,兔死狐悲。对卡斯特罗,肯定要赞扬、要悼念。另一方面,古巴虽然相对贫困,但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更像“社会主义”,而且,卡斯特罗不搞个人崇拜,官场腐败很少。古巴国情的这些真相,中共很忌讳,根本不敢在中国宣传。

成破空说,一些西方政客对卡斯特罗的赞扬,是西方左派幼稚病的表现,一方面,似乎显示他们的多元化价值,包容卡斯特罗这样的异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为未能意识到,卡斯特罗却并不容忍古巴内部的多元化、并不包容古巴内部的异类。再者,西方左派也落入了“成王败寇”的思维陋习,对诸如齐奥塞斯库、卡扎菲这样的政治强人,因最后被人民推翻并处决,对这类失败的独裁者,西方左派嗤之以鼻、谴责有加;但对诸如毛泽东、卡斯特罗这类“成功的”独裁者,因最后还成功地镇压住人民,他们死后,竟受到西方左派的悼念、甚至“敬意”,上演现世的荒诞。

程晓农表示,中国官方给了卡斯特罗两个头衔,一是“老朋友”,而毛泽东则称他为“豺狼”。老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爱好者心中的英雄,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民众心中的暴君。老卡之死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强人的消失,还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果实的凋零。老卡其实是半个毛泽东,半个金日成。老卡喜欢“不断革命”,也推行过与老毛的“大跃进”相似的经济政策,两人均归于惨败;他和金日成一样,在中苏对立当中来回投机,换取援助,因此老卡曾说毛泽东的“观点和所作所为显然证明他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中共是“最恶劣的海盗和土匪行径”,老毛则骂古巴是“豺狼当道”。老卡还想通过输出革命而争当世界“巨人”,结果是把革命前经济上在拉美领先的古巴,变成了经济最落后的穷国之一。

程晓农说,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切·格瓦拉之所以在一些西方左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得到尊重,是因为精神上的共通之处。西方左翼的精神资源来自欧洲战后兴起的后现代思想理论,而后现代思想理论的意识形态根源是新马克思主义。新老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斯大林模式太残酷,西方左翼不得不批判它,以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但西方左翼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始终有向往之心,也试图在政策层面尽量尝试。所谓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就是人类大同无国界,民众享用福利大锅饭。它的旧版本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卡斯特罗的经济制度,这些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验都彻底失败了;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最新版本则是欧盟,欧盟的体制架构忽视了各国经济上的自然差异,更剪除了纳税人钱包的“国别拉链”,实际上是鼓励成员国国民享用跨国财政“大锅饭”,现已面临困境。马克思主义的诱惑力就在于它的乌托邦理想,不仅在共产党国家如此,在欧洲也如此;而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制度实验从未真正成功过,这便是它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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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集:统治古巴半个多世纪的菲德尔•卡斯特罗(4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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