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报导说，河南省一个小镇在向农民征收过期税款的时候，有数百名农民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并因此发生暴力冲突。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同时政府缺乏制度性解决办法。
河南省农村正在推行‘费改税’，但是农民的负担仍然过重。路透社引述河南省一个共产党官员的话说，一月四号河南省福山镇的一个联合收费小组强行向当地农民征收过期税款的时候，数百名 农民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不但向税务人员和警察投掷石块，并且推翻当地政府的部份车辆。不过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农民所缴税款超过收入一半*
据报导，河南省农民每年平均所缴的税款，大约超过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刚刚结束安徽农村考察返回香港的香港科技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丁学良认为，农民所以会上街抗争爆发暴力冲突，是由于农民负担过重长期积怨所造成的。丁学良就他实际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民负担过重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头一个原因就是非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或非正式成员越来越多，这个现像是第一个原因。”
丁学良认为第二个原因是在中国社会里很长时间没有把最基本的社会公共设施的硬件和软件一步一步接连起来：“欠了很多的债等到现在中国社会里，出现了很多再也没办法掩盖的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一些追加的资金来弥补以前的欠债现像。越是欠债多的地方，越是经济增长点少的地方，补债所造成的负担越来越严重。”
丁学良举例说，中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教育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公共水利设施在一些经济增长不是很迅速的地方，因为多年的欠债，严重的公共设施多处于破烂不堪不能使用的地步。因此需要追加预算，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直接的支持或支持不够的话，地方必须想办法。这种办法就变成了农民生产的另外一种负担。
*解决农民负担要增加政府透明度*
除此之外，丁学良认为在中国社会里，中国农业本身现代化的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低的：“他本来就是一个高投入，低回报的利润率很薄的一个产业。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下来，本来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回报率，经济活动稍微有一点不合理、附加一点点就完了。”
中国政府本身也非常关切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问题。为期两天的中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一月七号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把它放在整个经济活动的突出位置。而会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为今年中国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退耕还林的规模，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且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把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份发挥出来。
可是香港科技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丁学良却认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增加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使得中国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最基层的代表能够充份代表他们所在的居民区，农民乡镇的民意：‘可能就会集中在本地政府的规模，他们花钱的方式，增税的方式。在其他的国家都有这种经验。你只能把这些监督最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机会权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交还给中国各个地方的公民。你才能使各级政府越往下面走，合法不合法超编制的现像得到一步一步的纠正。然后可以达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丁学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不论你搞什么从上而下的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