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内容是法律改革能否推动中国尊重人权。出席作证者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建议把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作为美中人权对话的条件。
首先在听证会上发言的是美国对话基金会负责人、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节目主持人康原。1990年以来，康原访问中国60多次，同中国方面进行人权对话，并推动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康原指出，犯人首先是人，应当享有司法程序、医疗照顾、家人探访以及免遭身心摧残的权利。康原说：“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几个人的生命，而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尊重人权和法制。”
康原指出，中国有众多的政治犯，他们的名字不为外界所知。“对话基金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列出了一个20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并且通过和中国有关当局的交涉，使得其中一些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康原认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也应当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康原说：“公开和坦诚地讨论侵犯人权问题、在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政治犯信息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这应当是美中人权对话的先决条件。”
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副主任何杰森在听证会上发言指出，法律改革能够推动中国尊重人权。他说，在很多方面，以国际人权标准衡量，中国的法律差距还很大。中国政府使用法律系统来压制不同政见、宗教团体以及劳工活动人士等等。然而，虽然看似矛盾，法律却同时成为一种重要媒介，中国公众以此就人权以及同人权紧密相关的政府透明度和责任等问题展开辩论和探讨。
何杰森认为，在中国有一大批致力于推动法律改革的人，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例如，90年代初期，人权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共产党把人权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10年来，在中国国内改革人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中国公众和法律制度寻求的一个目标。何杰森说：“严峻的事实是，许多我们最关心的人权问题，例如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信仰自由、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工人权利等等，法律改革很难在近期内使公民的这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因为共产党在感到自己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以法律手段压制这些权利。”
何杰森认为，在推动中国法律改革和尊重人权的时候，一方面要注重个别案例的处理，同时也应当系统地分析中国法律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并提请中国政府和专业人士重视这些问题。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亚太地区事务负责人库马尔在作证的时候指出，中国政府把法律作为政治手段，压制不同政见。9-11之后，中国更是以反恐怖的名义加紧镇压新疆穆斯林分离分子。库马尔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在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再次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记录。库马尔说：“这个月底有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国家副主席要来访问。他将出任国家主席。你们可以做他的工作，争取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和因为宗教原因被关押的人。”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和布什政府5名代表组成，任务是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追踪观察中国的法制进展。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参议员说，委员会正在开始起草第一份年度报告。预计今年10月完成的这份报告，将就如何帮助中国尊重法制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