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里奇是一个铜矿工人的女儿，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餐馆里当服务生，但是在1998年，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那时候，她五十来岁，已经是一位受人欢迎的作家，而且还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在一位杂志编辑的督促下，她决定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暂时隐藏起来，去找一份不需要专业技术的工作。她决心不靠自己的学位和写作技巧去找工作，而假装是一位新近离婚的家庭妇女。她还给自己定下了其他几条规定。她说：“我的规定是，我得过得尽可能节约，我必须尽可能找工资最高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不想在这种条件下失败，我要认真地做出努力。我的另一个规定是，我必须尽力而为。我必须是一个快活、听话、努力工作的好员工。我必须得承认，这些规定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被我破坏过，但是这些是我的基本原则。”
*实验计划出乎意料*
埃伦里奇首先在她居住的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开始了她的试验。她租了一间窄小、便宜的公寓，在一个家庭餐馆当上了一名女服务生。她说：“有的时候生意很清淡，那我就什么都挣不着了，因为服务生的工资是两美元一小时，其它都得靠小费。所以，如果有一个小时什么客人都没有，你只能在这个小时挣两块钱。就是这样，你也不能坐下来或者站在旁边，你得打扫和清理东西，你还得帮助准备饭菜。但是在客人多的时候，能让你筋疲力尽。”
但是不管她怎么拼命干，埃伦里奇也付不清她所有的账单，于是她又到了一家忙一点的餐馆找了一份工作。她还找了第二份工作，是在旅馆里打扫房间。但是她又做清洁工，又做服务生的双重生活，有一天晚上在餐馆里突然结束了。她说：“那天晚上好像什么事都不对劲儿。那个厨师是新来的，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排对。那天晚上客人特别多。我照应的那桌有12个人，他们把菜单上的菜几乎全都叫了。结果呢，他们想要的是其中一半是开胃的，另一半才作为主菜。我弄错了，我不得不把每样东西都拿回去。管我的上司开始对我大吼，也对厨师大吼，她还在厨房里摔盘子，简直太糟了。我逃走了，真太丢人了。”
那时候已经接近埃伦里奇原计划离开基韦斯特的时候了，所以她搬家到了北方，来到了缅因州的波特兰。在那里，她又发现必须得有两份工作才能活下去。她当了一名老人院的助理，同时还在一家清理房屋的公司做女佣。她说：“清理房间的工作是很重的体力劳动。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要干的是什么。我还想，不就是打扫房间吗，还能累到哪儿去？我就干了。但是这是为一个公司做清扫，是和整个小组一起干活。这种活对清理墙壁和窗户时候手的动作、怎样在完成一个房间之后转到另一个房间，都有严格的规定。一开始，我还真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能跟的上年纪比我小一半的女工。后来我才明白，我能做好这个工作正是因为我做这种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即便是最年轻的女工，在这儿干三、四个月就会造成膝盖受伤、腰受伤，以及一再重复的同样动作带来的压力所造成的伤害。”
埃伦里奇在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结束了她的试验，在那里，她在沃尔马特商店当一名售货员：“这可真够难为我的。我得记住沃尔马特商店女服部每一样东西的位置，而且每隔大约三天就要调换，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所以我的工作实在是乏味极了。我得推上购物车，把顾客扔在地上的衣服捡起来，把它们放到原来的地方，然后再推一辆。”
*最低工资难以满足最低生活要求*
埃伦里奇说，她的经验证明，在美国根本没有真正的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就是她找过的那些粗糙的、得花力气去干的工作也是如此。在她不工作的时候，她所面对的困难都具有相同的挑战性。除了服务生的工作，她一般都是七块钱一个小时。这连租公寓的押金都不够，所以在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她住在便宜的汽车旅馆里。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靠吃快餐和零食来充饥。根本存不下钱来应急，就更甭说小小的奢侈了。这些经验使她提出疑问，一个像她这样的单身女子，特别是一位单身母亲，如果没有社会的协助，怎么能活下来。
埃伦里奇说：“福利改革的假定是，一个带孩子的妇女，一位单身母亲，能够在现有的工资条件下自力更生。我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了。如果你每个小时挣七块钱，这大约是一个月一千块，你付房租就得五百块。如果你还得请人看孩子，就是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好几百，这样你的工资就分文不剩了。”
埃伦里奇说，她的试验也给她留下了积极的印象。她在同事中交了许多好朋友。还有，尽管挣的钱少、工作条件差，但在这些工作中需要投入的勇气使她深有感触。现在她变成了一位社会活动家，经常为在美国的城市建立能让人活下去的工资制度而大声疾呼。她不能亲身前往的地方，她的书也会替她说话。>这本书受到热烈的欢迎，被赞美为替美国那些靠最低工资过活的工人改善生活的有力斗争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