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府职能转变，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提供社会救助和促进公共利益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尽管中国当局肯定这些社会团体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但是在政府在法规和管理方面对这些民间团体却设下许多限制，使得社会团体无法全面发挥其社会功能，甚至使得许多有心为社会尽一份心力的人士因为种种限制而无法付诸行动。
*挂靠单位*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不允许非政府组织完全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所有的社会团体都必须在民政部登记，并且“挂靠”在某个政府主管单位之下。这对组织社会团体和团体的独立性都有很大的影响。王力雄说：“因为中国的民间组织它首先都必须要有一个挂靠单位，另外还必须经过民政部社团司的审批，这个审批过程就是一个严格的筛选，对于很多的组织都是不予批准的。另外寻找挂靠单位也是很大的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做不到的，所有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都必须要有一个政府的挂靠单位，就是由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和指导，但是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单位就可以决定你的生存、领导人和组织宗旨，都是可以被干涉的。”
*万延海遭遇*
关注爱滋病问题和致力救助爱滋病患者的“北京爱知行动计划”的所遭遇到的困难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组织由于向国际社会公布了河南上蔡县某村村民集体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情况而在2002年7月初，在联合国的中国爱滋报告发布不久，被其挂靠单位突然终止挂靠关系，使该组织成为“非法组织。”“爱知行动”创办人万延海说：“如果只是说道义上的呼吁、研究都还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我们试图帮助那些比较困难的村民去做社会交流、社会组织工作、互助帮忙的工作，我们就遇到很多麻烦，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被拘留、被警告，我还没看过那个民间组织象我们一样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爱知行动”的创办者万延海在被安全部关押长达一个月被释放后，试图让爱知行动继续成为一个合法的公益性团体，但是由于找不到挂靠单位，只能将“爱知行动”以工商盈利机构的方式登记。但是一旦成为营利性的工商机构，除了每年要到工商部门参加年度检查，而且无法享受非盈利性公益机构应有的权益，将面临必须交税和无法接受企业、个人大额捐款的难题，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团体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回避政治*
现执教与乔治-梅森大学的原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韩林(Carol Hamrin)表示，中国的民间团体必须小心回避任何政治敏感的议题，以避免遭到当局的介入和压制。韩林说：“目前的管理制度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官员们拥有很大的决定权，他们可以单方面地决定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不是。有时甚至只是根据大环境的状况来决定，比方说在政府即将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如果有人发表了让政府感到难堪的报告就很可能会遭到麻烦，但是这如果是在几个月前所发表的，可能就不会遇到这种状况。这使得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民间组织也很没有安全感。”
不过，北京协和医院流行病学教授张孔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民间团体在进行各项工作的时候如果能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或是依照政府的政策来做，就会容易的多。张孔来说：“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做呢？就是我们按照政府规定的爱滋病中长期计划和五年行动计划，这我本人也都参加制定的，我们做的也都符合国家的大方向的。”
*政府干涉*
也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团体在推动许多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束手束脚，十分无力，和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政府改变政策和采取行动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很大的差距。曾经参与中国环保团体“自然之友”的活动人士王力雄说：“象中国的民间环境组织就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世界上任何的环境组织扮演的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压力的功能，对于危害生存环境的行为透过压力来表达，或是透过媒体大面积的传播把它的理念推广，这都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方式，中国的环境组织是绝对没有人敢这么做的。比如说政府要做的三峡大坝工程或青藏铁路工程，要有任何环境组织敢对这方面说话的话，马上面临政府的严厉干涉，甚至就不能存在。”
*政府心态应转变*
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人士指出，目前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这除了会降低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各项工作的意愿，也阻碍了外国对中国非政府组织提供协助和经验交流的机会。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必须逐步地减少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并协助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有助于减轻政府本身在社会服务功能方面的负担，也可以促进民众透过支持和参与这些组织来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凝聚公民社群意识。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政府心态的转变是重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