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病，或者是中国所称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国肆虐引起人们关注中国政府面对突发性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记者请有关专家和评论人士谈中国的应急机制。下面是她的采访报导的第二部份，谈这次非典危机是否会成为中国政府致力于健全与完善其应急机制的转折点。
萨斯病在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地区不断蔓延，被很多人归咎为中国政府信息管制、新闻垄断、施政缺乏透明度的恶果。 最近一些评论认为，非典危机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共执政的一个转折点，新领导人将会建立信息公开化的法律制度，促进深层改革，使其政府行为与国际接轨。
*垄断媒体导致各种问题*
中国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对此比较乐观，他说在非典危机爆发之前他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说明中共新领导班子认识到垄断媒体导致的各种问题。3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国的新闻政策，正在此时非典危机爆发。他说，这既可以看成是对中共新领导人的一个惨痛的教训，一个严重的警告，也可以看成是中共领导层面对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他们本身是受害者，当他们上台以前，已经木已成舟，继承了这么一个遗产。但是第二，现在这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并不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遗产，看他们怎么处理。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在这个关头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的极好时机。”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女士并不同样乐观，但她认为这次非典危机确实导致了一个正面结果，中国政府罢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官。她说，尽管这是中国应付国际压力做出的一些表面功夫，但它具有的意义是，这毕竟是中共建国50年来政府高官第一次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工作失误而丢掉乌沙帽：“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先例，以前中国官员谁上台，谁下台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这次也有人这么猜测，有人说张文康是江泽民的人，孟学农是作为平衡(被免职)。但是我们不往深的派系斗争上看，就说官员要为你的失误来承担责任，这是好的一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出了多少大事情，犯了多少不可饶恕的罪过，官员没有一个人承担过责任，那么这次官员承担责任。”
*老手法遇到新问题*
然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博士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很多官员看到别的官员因为失职而受到惩罚纷纷感到不服气，同情那些丢官的官员。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过去50年一贯制地处理突发事件一般来说还算灵验，几次较大的危机也应付了过去。可是这次处理萨斯危机老手法却不幸失灵了呢：“为什么以前处理很多的事变的时候，我这个系统，我这个体制，我这个方法虽然不百分之百的有效，但大部份时间是相当有效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处理世界上大部份国家都认为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它都处理过去了，而且经济增长还挺高的。他们因此建立了自我信心，认为这个体制确实有它有效的一面，但这次不有效了？”
丁学良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所处的仍然还是思考阶段。他指出，政府应当清楚看到非典危机显示出应急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至今沿用的是一个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的体制，它的应急机制在50年前设计之时，就不是为处理非典这类的突发性事件建立的。他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每年有几千万的人次进出中国。今后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份，将会遇到更多的，具有百分之百新含义的突发事件。那么中国政府是否会汲取非典教训，以此为转折点，建立起健全的政府应急机制、开放资讯、从此施政透明化呢？
*全面改革生命线*
丁学良认为，不要过高期盼中国高层因为一次突发的非典危机就会痛下决心全面改革政府行为：“我不觉得这一次一步能走那么远，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现在中国领导人都是工程出身，他们只是看一个一个单个的操作具体案例，他们还不能够一下子把这提高到整个制度的层面上去看问题。即使有些人考虑到也不能动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
丁学良说，他可以肯定一点：中国的中央政府从这场非典危机汲取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如果今后中国再出现传染性极强的新病毒时，政府再也不会使用50年一贯制的老手法来处理，再也不会把新病毒问题放到非紧急情况的系统中。他们一定会把它放到紧急情况系统处理，并且会尽可能、尽快地公开信息，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取得联系。他认为中国政府应急机制的改善恐怕是仅此而已。
戴晴则希望这次非典危机能够使中共高层不仅仅只是在如何对付新病毒的问题上建立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体系：“开放是中国改革的生命线，只有真正的开放，把中国放到世界体系里，是地球村的一员，所有的行为，包括对人权的违反，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事情，它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