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4月前后，有些美国人为自己挣的钱太多而感到遗憾；而另一些人则为他们没挣太多的钱而感到庆幸。4月15号是美国纳税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期。美国人根据他们收入的比例纳税。较为富有的公民就要缴付较高额的税金。美国的税收制度在一个多世纪的时期里一直激起激烈的辩论。
琳达・马洛女士是首都华盛顿地区一位报税顾问。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计算他们欠国税局多少税款。多年来，琳达已经习惯应对人们的强烈情绪了。琳达说：“你常听到一些说法是，我恨国税局，我要给他们寄一大堆一分钱的硬币去缴纳我的税款。他们说的就是这一类的话。”
那么，那些挣钱少的人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呀？琳达说：“对，的确如此。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者，例如一位有几个孩子的单身母亲，那么，你就可以享受赚得收益免税额，子女免税额，你还能把照料子女的费用扣除。诸如此类等等。”
*公平有两种定义*
这种税收系统是不是以牺牲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不公正地偏向低收入的美国人呢？韦斯曼是>社论撰稿人和一本名叫>新书的作者。他说，这场辩论不断地围绕着公平的两种定义而展开：“一种定义是，只有让那些从社会获益最多的富人按照更高的税率赋税才是公平的。可是另一种定义则是，富人都是通过努力工作、储蓄和冒风险投资才致富的。他们是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动机。如果他们挣的钱越多就把他们的税率调得越高，这实际上就是惩罚他们。难道这种做法是公平的吗？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观点中都能看到一定的合理性。”尽管多年来大众的怨恨情绪反复出现变化，但是韦斯曼说，这一争论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他注意到在他为纽约时报报导的新消息和他在写书搞研究时发现的历史先例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韦斯曼说：“那时候我正在写有关进行中的减税或增税问题，我读到1862年和1863年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进行的一场辩论。我发现当时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蒂文斯在争论这个问题时，和我们过去5年中争论这个问题时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语言。”
韦斯曼说，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支付各种各样的税款。它们总是引起争议的。美国的殖民地居民反抗英国统治的部份原因就是他们对缴税不满。可是，他在这本书里集中讨论的税收大战，只包括一段涵盖60年的时期，从1861年的林肯政府开始，到1920年的威尔逊政府结束。韦斯曼说，林肯就任总统时，美国正在涌现出新的财富来源。他说：“直到工业革命时，美国才从一个以农场为基础的耕种社会转向一个通过工资、薪水、投资、对非农场财产的所有权以及做生意赚钱的社会。在南北战争中，人们意识到，拥有着美国新近出现的巨大财富的，是那些从新资源中获得大利却又不曾交税的人。”
*交税是因为政府需要更多的钱*
在那个时候以前，进口关税占联邦政府税收的主要部份。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爆发时，韦斯曼说，政府需要更多的钱了：“联邦当时以为南北战争打不了多久。由于战争很短，因此他们就能借到一切资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给联邦政府贷款的银行却说，‘这场战争将比我们原来想的要长。你们将如何偿还我们的贷款呢？’这就导致国会就谁应当偿还贷款而展开辩论，也导致对富人的收入徵税，许多富人由于南北战争而更加富有。”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最富有的公民有时候征收所得税，有时候又取消，有时候再次恢复，这取决于美国的经济状况。1913年通过的一项宪法修正案，为永久性缴纳所得税立法奠定了基础。韦斯曼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一次激烈战斗之后，建立了征收所得税的概念。这是为了筹款，动员人们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战争，我们恐怕就不会有个人所得税。显然，平时的税率不会像战争期间那么高。战争为社会带来了个人所得税。”
*二战前只对富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只是对富人征收个人所得税。1939年，美国劳动力中只有7%的人要交个人所得税。可是到二战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60%。尽管现在人们对交税抱怨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琳达认为，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好。她说，当她的新移民客户第一次报税时，他们通常都感到意外的惊喜。琳达说：“首先，由于我们的税法非常公平，税率很低。而在意大利，一家商店仅在他们可能有的各种广告和标牌这些方面就要交300种不同的税。而在美国，如果你有花费，那你就能把这笔钱从上交的税款中扣除。我们确实有一些外国移民，他们原来的国家基本上不收税。尤其是那些个体户，他们实际上不交任何税。因此，他们来美国之后才意识到事情不妙。”
韦斯曼认为，如果可以用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那么美国伊拉克战争中的花费就可能在税收问题上引起新的辩论。然而，尽管美国人或许在需要增税或减税的问题上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但他确信，美国的现行税收体系已经是确定，不会改变的了。韦斯曼说：“我认为，富人应当按更高的税率交税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个好的主意。但我不认为这种观点将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