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五年是中国的高速成长期，其特徵是经济上的急剧扩展和整个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为其特点。这样的变动给大部份中国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世界上许多对此表示欣赏的人便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展将最终导致出现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是恐龙*
但是，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谭若思说，别太天真了，尽管中国的工厂可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车间，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恐龙。现在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谭若思在他最新出版的>一书中，试图阐释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对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深刻影响。谭若思说：“文化是一种天意，由于文化的缘故任何东西到了中国都变了样。马克思主义变了种，民主将来也会变得不可辨认。”谭若思把中国描绘成一块充满矛盾的土地。一方面中国正处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过时的封建帝国体制又在拖自己的后腿。不过，星期三在纽约卡内基理事会的新书介绍会上，谭若思坚持认为一个结合著市场、社会和政治压力在一起的强有力的混合物，将最终把中国引向一个民主社会。他说：“我表示怀疑中国在20年之后共产党还继续能够保持固有的控制一切的地位。但是，必须要有导火索。首先是在中共党内的力量，第二是来自社会、存在于共产党之外的力量，第三是国际间的力量。”
*内部不稳因素很多*
谭若思说，中国在89年六四之后，通过其外交成功地摆脱了孤立局面，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安全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但是，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非常脆弱，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和众多邻国，北京同其中许多国家有领土争端，这将引起很多麻烦。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不满力量不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是愤怒的农民，他们深受苛捐杂税的剥削，以及城市里失去了工作的工人。这两种力量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构成对中国政府的威胁。
第三种力量，是66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对于党的未来命运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谭若思说：“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治改革是触发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大辩论。有的成为左派，主张没有马列主义就没有中国的统一；另一派则主张，没有新的政治体制，就无法推动新的社会和新的经济继续前进。”
89民运天安门学生领袖沈彤在逃离北京来到美国之后，成立了民主基金会，1992年他回到中国从事“夏日行动”被中国政府逮捕，当时同行的就是谭若思。谭若思从此被中国安全部门列入黑名单不准再进入中国。沈彤说，谭若思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同中国接触，当时他是一个左派，同中共高层许多人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谭若思第一次去中国时，给他当翻译是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周扬。
*六四改变对中共看法*
沈彤说，是89六四改变了他对中共的看法，同中国的自由民主派走得比较近了。沈彤说：“但是90年中国根本没有像预计那样会垮掉，所以我的问题是经济改革、文化和国际的开放，会几乎是自然地导致政治改革，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变化让政权更准确更有效地控制社会。而且有些时候，在经济改革和非经济的危机出现的时候，甚至威权的政权有效地控制才让经济继续往前发展。”
沈彤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美国象谭若思这样的学者摆脱从意识形态看待中国的模式，而试图从文化、历史等更深层次上研究中国未来的演变。沈彤说：“谭若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的问题根本上都在政治上。但是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说这些变化会自然导致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呢？还是像80年代南美一些国家一样，更多地帮助了转型的现政权有效地用这种不开放的制度去控制社会？这个问题至少还没有答案。他没有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
基于以上对中国的分析，谭若思认为，美国在同中国处理关系时，既要看到两国间安全利益、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不能因为对她抱有期望而去讨好她、满足她。美国必须看到在亚洲存在的必要性，既不能继续把中国当作纯粹的共产主义国家，又要看到改变这一古老政体需要很长时间。而美国在处理许多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问题时，应该坚持人民的意志决定一切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