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发出公开信，呼吁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构最高法院对现行《刑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司法解释。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这一百多名中国知名人士包括法学家贺卫方、范亚峰、周伟、谢维雁、何兵；律师郭国汀、朱久虎；作家余杰、刘晓波、王力雄；学者茅于轼、刘军宁、王怡、包遵信；异议人士高瑜、江棋生、廖亦武、丁子霖。不久前刚被释放回家的北师大学生刘荻也在上面签了名。他们呼吁当局解释、重新定义“颠覆国家罪”的法律规定。这封公开信还呼吁当局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被捕入狱的湖北自由作家杜导斌。
*颠覆刑法官方武器*
按照1997年通过的《刑法》第105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黄琦、杨子立、刘荻、杜导斌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遭到了这样的指控而被捕的，有的因此而被判处重刑。
作为公开信起草人之一的北京作家刘晓波说，中国近年来出现很多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受到侵犯的案例，很多人由于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见而遭到逮捕，所遭到的指控罪名往往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说：“这个罪，以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后来改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实质上性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把阶级斗争的语言“反革命宣传”给拿掉了。我们认为，这条刑法已经成为限制公民的言论权利，迫害言论自由，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官方法律武器。”
*言论自由条款寸步难行*
北京律师莫少平说，目前刑法105条所规定，实际上是第一款“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两个条款，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条款，有所矛盾。
莫少平说：“从法条来讲，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之间的界限，有时很难划分清楚。你发表文章，说这些话，是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还是可能构成了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法律实践来看，经常不容易分清楚。”
莫少平说，特别是有些文章提出批评政府，官员，或者是某些制度方面存在问题，可能措辞还非常激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公民在正常行使言论自由权，行使批评监督政府的正常公民权，还是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界限不容易划分清楚。莫少平是杜导斌的辩护律师。
*求教解释国家刑法无门*
《纽约时报》援引公开信的签名人、北京大学法学家贺卫方的话说，“这一法律条款的主要问题是，其含盖非常宽泛，因此我们需要更具体的法律定义。但司法部门从未明确加以解释。”
北京的历史学者包尊信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他说，他自己就曾经是这个条款的受害人：“我本人就时当年因为这个被判刑的。现在就是，批判政府怎么就成了一个罪呢？这个理念让人们难以接受。”包尊信说，这是当局镇压异议人士的一个借口。
公开信另外一位发起人是四川成都大学的法学者王怡。他对《纽约时报》说：“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互联网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捍卫公民自由的论坛。”王怡说，部份知识分子能勇敢地公开表达不同于政府的立场，并对此越来越有信心。但被问及是否担心因此受到当局报复时，他说，“我确实不知道自己面临多大的风险。在法律制度不透明的情况下，这将好像在一扇关闭的大门之后，你不知道警察在门外一米还是一千米。”刘晓波也不知道当局会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当局能倾吐社会上正义的呼声，让知识分子的呼吁能持续下去，改变一种同国家大法《宪法》相矛盾的刑法条款。
*呼吁心声诉求改革的言语*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中国知识界上书要求重新解释和修改刑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条例”了。不久前，就有青岛律师李建强、上海律师郭国汀教授、北京律师海子等二三十位中国律师给胡锦涛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修改和废除刑法第105条一款二款。他们在呼吁信中说：“根据这一条规定，在某些特殊时期，出于某种需要，许多仅仅是对现实不满、批评、讽喻执政党和政府的言论便可随意解释成颠覆国家政权，这就为以言治罪开了方便之门。”
这批律师说：首先，根据这个理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颠覆”、“推翻”是两个表述以使用武力为显著特征的暴烈的群体行动的动词。用言论和文章来“颠覆”、“推翻”一个政权、一种制度的说法违背人们的常识性认识。他们认为，排除使用武力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不过是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言语诉求，在客观方面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更谈不上造成危害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