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星期一公布了一份旨在提高农民收入的文件，显示农民问题受到多年忽视之后似乎开始得到某种重视。与此同时，今年中国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将达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以上。有学者认为，农民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点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很大冲击。
*胡温政府强调农民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发布一号文件的目的是强调当年工作的重点和最关注的问题。自从1982年1月1号发出“包产到户，保干到户”的一号文件开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之后，接连四年发表的一号文件都同农村经济改革有直接关系，强调落实中国农村家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的一号文件都同“农”字无关。十八年之后，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主的中国政府领导班子于2004年发表有关增加农民收入的一号文件，强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努力统筹城乡就业外部空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深化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把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上。
*一号文件突显农民增收紧迫性*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李稻葵说，新一届中国政府之所以发表以农为主的一号文件，是因为这届中国政府同前几届政府有所不同，更加注重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问题，由于中国农民收入和城里人收入不断扩大可能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因此以发表一号文件来突显农民增收的紧迫感和主动性。李稻葵说：“所以，这一次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民收入的提高比较缓慢，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它是提高到一个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的。”
李稻葵说，一号文件没有提出什么新措施，这些措施以前都讲过，如减轻农民负担、治理乱摊派、乱收费、加强农业投资力度、加强种粮地区的投资等。李稻葵说，从新措施的角度来观察一号文件，并没有太大的新意。李稻葵认为，一号文件的一些说法比较抽象，比较具有纲领性，短期内不会产生效果。
*向地方官员发出明确信号*
李稻葵认为，由于一号文件把问题提高到政治层次，将对地方官员的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尤其对东北产粮区的官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李稻葵说，如果这些官员要在仕途和事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在农业问题上下功夫。他说：“我的判断是，一号文件的重要性就是给地方官员一个明确的信号，让地方官员想办法从而产生直接效果。”
李稻葵说，中国的三农问题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政治层面，二是经济层面。从政治层面来看，很多农民报怨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地方政府对农民不公平。他说：“比如说，对农民进行乱摊派，乱集资，苛捐杂税各种费用，用费用来提高地方官员的政绩，来使得地方财政有所帮助。这个严格来说是政治的问题，是吏治的问题，是官员管理的问题。”
*以政改手段解决问题*
李稻葵认为，可以通过政治改革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对地方基层干部进行严格监督，甚至拆除一些基层机构，不要靠人民养活的官员。
李稻葵说，从经济层面来说，中国农业是弱势产业，不能和石油、电信、高科技产业等量齐观，农业潜力较小，前景不很明朗。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农业采取特别措施，进行补助，尤其是对种粮食的农民直接在收入上进行补助。
*给农民留下大块收入*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教授段樵说，从长远角度来看，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一方面要靠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吸收中国农村剩余人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具体措施帮助留在农村从事生产的农民增加收入。段樵说，要在农产品的流通方面，利用农会、合作社等方式，使农民在农产品流通这个环节上分得多一点，不要让农贸商人拿走大部份，换句话说，就是搞活流通之外，让农民留下大块收入。段樵说：“政府要做的事就是软件和硬件都要有。硬件包括农村产业道路，让偏僻农村的产品运出去。比方说，投资协助把一些基本农民组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