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是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纪念日。“六四”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行为和命运，而变化最大的一群人也许就是曾经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
*跪久了，站起来溜溜*
“六四”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但历史的伤口至今流血，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久前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员高文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这场政治事件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群体。十五年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期间显示出独立自主的意识正在觉醒。
高文谦说：“‘六四’前，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界的主流是以天下为己任，拥抱自由民主的普世文明价值，为改革摇旗呐喊。我记得在‘六四’过程中4・27大游行的时候，我看到清华大学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其中有一个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溜溜’这几个大字。”
这八个字让从事历史研究的高文谦百感交集。他说，虽然文字的表达很幽默，但高文谦感到，它们字字带着血。从中共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检讨、揭发、批判，遭到肉体和灵魂的双重阉割。高文谦能够真切感到这八个字的份量，它道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控诉了以往遭迫害和受屈辱的苦难史。
*六四使知识分子大分化*
高文谦以他自身的变化举例说明“六四”对自身的冲击。他说，“六四”前他曾经是中共官方的所谓“御用”学者。“六四”后，他成为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
但在“六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出现大分化，很多人选择了与高文谦不同的道路：
高文谦说：“在中共官方强权镇压和利益收买的两手下，知识分子的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放弃了原先的道义担当和社会关怀。还有些人心灰意冷。还有些人看破红尘、玩世不恭，追求现世的享受，奉行利益之上，犬儒主义盛行。还有极少数的人充当当权者的帮闲或者帮凶，粉饰现世，为专制张目。”
*焦国标：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异化的一群*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认同高文谦的观点。不久前焦国标发表的《讨伐中宣部的14个理由》激起了海内外巨大反响。这位敢于挑战中宣部、表示自己不怕死、不怕自挂东南枝，不怕蹲秦城监狱的焦国标在接受采访时说，来北京这么多年，他感到很孤独。他没有主动拜访过哪位大家，因为他认为他们的人格都不值得他的拜访。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信念的苟活的一群人。不过，他认为这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影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焦国标说：“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学而优则仕，他做官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它对他都毫无关系。大量的人就是吃喝玩乐，有时喝茶、逗乐，朋友之间诗酒唱和，就这样一辈子。”
焦国标说，自古以来也有象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只是痛心疾首地写写诗，写写文章，写完了就完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随着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传入中国之后，不论是国共时期的两党对垒，还是中共建国后的一党统治，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角色已经固定，成为被政治异化了的一群人。
*曹长青：她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旅美政治评论员曹长青认为，“六四”过去十五年了。除了刘晓波、余杰、任不寐等一些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艰难地发出重新评价“六四”的呼声之外，中国有那么多著名的学者、作家、导演、诗人、哲学家、教授等等，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要纪念“六四”，要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们。曹长青认为，他们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共同保持沉默，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曹长青说：“在中国一般大家习惯地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都被定位为知识分子了。而西方的定义完全不同。早在六十年代，《时代周刊》就登过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强调的还不是具有专业知识或者文凭，而强调的是良知，同时成为社会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尤其是对权力的监督者和批评者。”
曹长青说，在89民运爆发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象西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一场重大政治运动到来时站在前列，成为领导潮流者。有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希望在政府和学生市民之间扮演调解者的角色。但他们不要求政府，只要求学生，要求学生理解政府、体谅政府、和政府配合，要求学生不要绝食，配合党内改革派等等。
曹长青说，他不奢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象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那样，象哈维尔、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深刻思考能力，具有反抗共产主义的道德勇气，他仅仅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中共公开屠杀孩子的暴行面前表现出道德勇气和良知，能够象蒋彦永那样站出来要求给“六四”正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却群体性地保持沉默。曹长青说，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性地堕落了。
*良知并未完全泯灭*
不过，从事历史研究的高文谦并没有这么悲观。他说，中国知识界过去十五年的沉默确实令人失望。但是中国仍然还有民族的脊梁，他们就是李慎之、蒋彦永、章怡和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直面历史，真实地讲述历史。
北大焦国标教授更是比较乐观。他认为，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行制度无法产生曼德拉和甘地，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两面性。目前在商品大潮下看似没有信念苟活的一群人，一旦国际大环境适当，一旦象“六四”事件的政治运动再次爆发，他们还会再次投身其中。因为他相信，人性中正义、善良、勇敢和道义等绝不会完全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