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十几年的起伏发展，目前在数量、规模、办学质量和社会认可程度上都今非昔比。但是就在一些充满理想的办学者梦想要建成中国的哈佛、耶鲁的背后，中国的民办高校可能需要面对的是更为实际的经济挑战和信任危机。
*处处小心自我约束*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3、4个民办大学的学生偷偷地从窄窄的校园铁围栏之间“挤”出去，以短暂地逃离象是军营般管理森严的学校，到附近的小镇买一些零食。
这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学学者林静(Dr. Jing Lin, 音)在一次关于中国私立教育讨论会上描述的情形。这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也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确实折射出中国民办高校所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它们为了获得信任，必须处处小心，自我约束。
*发展飞速规模可观*
林静博士是最早关注并研究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智囊机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私立教育讨论会上，她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民办大学在过去的近20年间所经历的起伏发展。在90年代初期，一所民办大学大约只有3、5百个学生。到2003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多个规模上万人的民办高校，最大的甚至已经有4万名学生。
中国最早的民办大学是一些退休教师在1982年创办的。当时这些教师还是从自己家里拼凑出一些桌椅，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他们的办学梦想。而民办高校真正大规模地发展，则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到目前为止，中国民办大学的数量已经基本稳定在1,300所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民办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不可或缺的成份。目前中国有1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其中在民办大学就读的学生已经超过一成，达到140多万。
*政府信任动态变化*
林静认为，民办大学的兴起，有市场需求、教育者的理想和政府给予的有限信任等因素。她说：“有几个因素在促进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一是市场的需求；第二点是这些民办大学创办者的眼界成为它们发展的动力；再有就是政府近些年对民办大学给予了更多的信任。这使民办大学的办学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这种信任是动态化的，也就是说，时而有，时而没有。”
这也就使民办高校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它们要发展，要政府认可，要更好的政策支持，但是首先要的是政府的信任。林静说，民办大学小心谨慎。班级有班主任，宿舍有管理员，因为对它们来说，学生出了事，学校就可能关门。但是对于公立学校，就没有这样的危险。
*缺乏政策法律支持*
中国民办高校面临的另一个尴尬的处境，就是它们到底该不该赚钱。那么不谈盈利，又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以收学费，即所谓的以学养学的方式，学校能够生存多久？
张莹是世界银行马可波罗支援者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她在上述讨论会上以个人身份发表观点说，中国的民办教育缺乏政策和法律的有效支持。
她说：“我个人认为，问题之一是缺乏政府政策的支持。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教育法相关条款规定，任何团体和个人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资助教育机构。此后通过的一个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明文界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张莹说，这使人们认为，教育机构必须是非盈利性的。当然，教育本身是公益性的事业，但是教育机构可能是非盈利，也可能是盈利的。这对于管理者可能造成困惑，也使中国的民办教育发展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
*坚持尝试市场道路*
尽管政策不明确，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仍在尝试走市场化的道路。一些民办高校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资本市场。此外，中国还出现了以大学为龙头的教育产业集团、私立大学城、以及国有民营二级学院等等多种样式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这些方式为民办高校解决经费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
中国国内有教育学者认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倾向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和趋向盈利的行为。但是就教育产业化本身来看，它并非就意味着市场化和趋向盈利。
*面对金融资本歧视*
总体而言，目前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公平、规范的政策环境。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另外，中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对于民办高等教育也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执行主任凯瑟琳·摩尔曼认为，中国是希望以教育私有化满足社会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希望它们脱离控制。
*政府应该减少控制*
她说：“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这些私立教育机构，以满足社会需求，以培养人力资本，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他们又恐怕那些过于聪明的人会偏离轨道，成为政府不喜欢的人。”
摩尔曼认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概念上还不能等同于西方的私立教育。这是政府对于私立教育的犹豫态度所造成的。她认为，教育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太重要了。但她说，政府干预越少，才可能使私立教育更为名符其实。
